去年贫困率飙升了吗？这取决于衡量标准——《华尔街日报》

贫困不仅衡量收入水平，还包括粮食不安全等困难因素。图片来源：MEGAN VARNER/REUTERS上周有广泛报道称，在2021年大幅下降后，2022年贫困率激增。儿童群体尤为明显：2021年儿童贫困率下降了一半，而2022年又飙升至12.4%。

但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补充政策指标的解读，贫困率真的上升了这么多吗？同一天，该机构还发布了官方贫困指标，却呈现矛盾的结果：三年来贫困人口总数基本稳定在约3800万，贫困率约为11.5%。

因此，要么数百万儿童免于重新陷入贫困，要么情况几乎毫无变化。深入探究这两个数字的历史可以发现，两种衡量方式都未能展现全貌，实际上凸显了数据如何误导我们对贫困的认知。

“这两种指标都无法充分满足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知情需求，“保守派美国企业研究所机会与社会流动中心主任斯科特·温希普表示。

官方贫困率

官方衡量标准可追溯至1960年代，当时林登·约翰逊总统宣布"向贫困宣战”，需要一种衡量进展的方法。

政府已计算过收入五等分数据，但那些数据并不适用于此目的。若将贫困定义为家庭收入低于第20百分位，则意味着贫困率将永远固定在20%。更重要的是，一个单人家庭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资金显然远低于四口之家。

1960年代初的许多报告将收入低于3000美元的家庭视为贫困，这个随意设定的金额看起来实在过低。

约翰逊政府最终采用了社会保障分析师莫莉·奥珊斯基制定的标准，她因此被称为"贫困女士”。

当时农业部发布的《家庭食品计划》详细列出了不同年龄段儿童和成人所需的鸡蛋、夸脱牛奶、磅装肉类、豆类、面粉、土豆等食品数量及成本。奥珊斯基将1963年其中一份食品计划的价格乘以三倍设定为贫困线，并可根据家庭规模调整。

这至今仍是官方贫困率的计算基础：若您的税前收入经通胀调整后超过1963年这个阈值，就不被官方认定为贫困。

补充贫困率

官方贫困率存在明显缺陷。奥珊斯基的方法仅考量食品支出，因为当时没有服装、交通等其他项目的可比估算。采用1963年的膳食计划也无法反映饮食结构变化。

它仅依赖于税前收入，并忽略了许多直接针对缓解贫困的福利措施，如税收抵免、住房券、学校午餐和食品券。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美国人口普查局于2011年推出了补充指标，以更好地考虑税后抵免和其他支出**——**例如衣物、住房、公用事业、医疗费用等——这些在官方贫困率中被忽略的项目。拜登总统2021年的刺激计划暂时提高了儿童税收抵免和劳动所得税抵免，这就是为什么补充贫困率（而非官方贫困率）在那一年大幅下降。

无论采用哪种衡量标准，贫困线都较低：对于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的家庭，官方贫困线为29,678美元，补充贫困线则在29,000至35,000美元之间。人口普查局计算得出，如果将可退还的税收抵免计入收入，会使7%的18岁以下儿童从略低于贫困线提升至略高于贫困线。

贫困关乎困境，而非收入

这些相互矛盾的衡量标准对我们对贫困的认知提出了考验。如果我们把补充贫困率当作真理，我们可能会说贫困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门槛，可以通过现金转移来消除。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贫困吗？约翰逊本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宣布向贫困无条件宣战的演讲中，他说：“很多时候，缺乏工作和金钱不是贫困的原因，而是其症状。”

贫困不仅仅是金钱问题，还包括住房不足且不稳定、食品无保障、医疗需求未得到满足、机会匮乏以及遭受经济剥削。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美国式贫困》作者马修·德斯蒙德这样阐述：“仅看贫困率，甚至补充贫困指标，往往是不够的。贫困本质上是衡量困境的尺度，因此我们应该直接评估困境程度。”

困境测量呈现的故事比单一贫困率更为复杂。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年度调查显示，因费用问题推迟就医或放弃处方药的人群比例在2020至2021年间下降，2021至2022年保持稳定。这种持续改善趋势与贫困率先降后升的叙事形成反差。

美国农业部年度食品安全报告会询问家庭是否"担心在获得购买食品的资金前断粮"，或是否"挨饿却因缺钱无法进食"。

该调查发现2021年面临食品不安全问题的家庭仅减少0.3个百分点。儿童群体降幅较大，但仍远不及贫困率下降幅度。（2022年数据尚未公布）

“贫困不仅关乎收入水平，更关乎健康状况、生活自主权、住房稳定性，“德斯蒙德强调，“现金援助确实重要，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钱能真正留在受助者手中。”

写信给乔希·祖姆布伦，邮箱：[email protected]

刊登于2023年9月23日印刷版，标题为《数据未能全面反映贫困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