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将中国及新冠疫情情报政治化——《华尔街日报》

一名中央情报局举报人声称，中情局篡改了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报告以替中国开脱。据指控，七人中情局分析团队中资历最深的成员"是唯一认为新冠病毒源于动物传人的官员"，其六名同事则认为情报和科学证据"支持以低可信度评估该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

根据9月12日两位众议院委员会主席的联名信，“举报人进一步指出，为达成最终公开的’不确定结论’，其余六名成员获得了巨额经济激励来改变立场。”

若这些指控属实，则与我们当年在监管美国情报界的办公室任职时的观察一致：中情局内部存在将中国情报政治化，并压制偏离官方路线异议的危险倾向。在编写《总统每日简报》时，我们经常质疑为何中情局对华评估与其他17个美国情报机构的情报相左。

有时确有合理缘由。但也不乏中情局内部文化压制异议、令真相让位于其他考量的情况。当我们推动解密揭露美国政府所知病毒起源真相及中共初期隐瞒行径的情报时，持续遭遇阻挠——尤其是来自兰利总部的阻力。

即便在疫情暴发初期的混乱阶段，所有情报线索都指向实验室泄漏可能性。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其他机构已得出此结论。然而中情局始终回避承认——这一结论将产生拜登政府不愿直面的重大地缘政治影响。

在干预美国选举的企图上，也显现出类似模式。2020年，情报界曾追踪到中国一项意图损害特朗普总统连任前景的计划。同年8月，网络分析公司Graphika报告了其称为"垃圾邮件伪装龙"、描述为"亲华政治垃圾邮件网络"的社交媒体活动。该网络发布英语视频"抨击"特朗普及其政策。尽管Graphika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行动由中国政府主导，但美国情报界掌握相关证据。

然而当情报界提交2021年3月关于外国选举威胁的报告时，多数评估认为中国并未试图影响2020年大选。仅有一位分析师持异议。我们在任期间便知悉该结论，并阅悉全部情报资料——这些资料似乎显示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参与了同类型的选举干预行动。

为何多数观点截然不同？我们被告知中情局根本不相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是这些活动的幕后黑手。但在中国，没有共产党许可任何事都寸步难行。

情报界分析监察员的调查直指问题核心：“中国问题分析师不愿将中方行为评估为不当影响或干预…因为他们实质上不认同（特朗普）政府政策，相当于在表示’我不希望我们的情报被用来支持那些政策’。”

监察专员还发现，“存在强烈压制”中国试图通过影响选举来损害特朗普先生的观点，包括“中央情报局管理层”的努力。持异议的分析师克里斯托弗·波特去年写道，当拜登政府接手时，立即将选举威胁评估从他的职责范围中移除，“因为我在中国影响力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上个月，Meta报告称，Spamouflage Dragon是“Facebook和Instagram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隐蔽宣传行动”，并且与“中国执法部门”有联系。这意味着与中国公安部有关，后者管理着国家的“防火墙”。

中央情报局已经收到信息，即客观分析会危及政府当前对中国的包容姿态，这将不受欢迎。这些政治期望渗透到了那些毕生致力于寻找真相和保护美国人民安全的非政治性中情局官员中。

《纽约时报》在2020年引用了一位匿名前情报官员的话，指责我们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挑选结论”，甚至将我们追求真相的行为比作“布什政府2002年推动评估，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这可能是情报政治化最臭名昭著的例子”。

历史已经驳斥了对我们的指控，但核心观点——政治不应左右情报分析工作——至关重要。如果情报界未能培育鼓励充分考量异议观点的文化，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必须进行改革，确保情报分析员能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观点，而无需主管批准。军方和外交系统的同行已享有这种保护机制，这能确保政治领导人获得最优决策参考。

情报界还需重振问责文化。当前高级官僚即使犯下重大情报失误、压制分析师结论或存在职场霸凌，仍能终身保有职级待遇并享受优厚退休福利。中情局的卓越工作必然隐于公众视野之外，这既导致该机构从未获得应得赞誉，也使腐败领导层得以逃避追责。国会应废除终身任职制，要求这些高层官员接受参议院确认程序，使情报界人事制度与国务院和军方接轨。那些违背公众信任的官员——无论是在任期间行为失当，还是离职后滥用身份政治化——都应被撤销安全许可。

中情局总部墙面铭刻着《约翰福音》8:32的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美国人民需要确信，中情局向每位总统提供最客观的研判时，绝不会权衡分析结论可能引发的国内政治影响。这正是一个民主国家对秘密情报机构最起码的期待。

拉特克利夫先生于2020-21年担任国家情报总监，西姆斯先生担任战略与通信副总监。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刊登于2023年9月19日印刷版，标题为《中情局将中国情报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