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策与世界秩序 - 《华尔街日报》
Walter Russell Mead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称,人类正受到"全球沸腾“的威胁。科威特户外工作的外籍劳工因长期暴露在120华氏度(约49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正遭受肾脏问题困扰。海军战略家们正在思考北极海冰萎缩对极北地区作战的影响。
创纪录高温、异常天气、破坏性风暴和肆虐山火频发的一年,加剧了气候变化运动势不可挡的政治势头与全球体系看似顽固的经济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尽管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对气候政策成本的抵制也在增长。德国企业高管和政界人士警告,能源价格暴涨正导致制造商考虑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可能引发去工业化危机。内燃机向电池电动车的转型可能减少全球汽车制造业就业岗位,并使中国成为主导生产者。中国本土市场积压2500万辆滞销车辆的同时,受政府补贴的中国电动车厂商正涌向全球市场。中国已超越德国,并正挑战日本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的地位。
中国正以创纪录速度持续新建燃煤电厂,如同当年巧妙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一般,如今在绿色补贴新时代同样游刃有余,正成为西方转向可再生能源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从太阳能电池、风力涡轮机到电动汽车和电池,中资企业正蓄势攫取西方纳税人为应对气候变化投入的巨额补贴。
日益增长的环保补贴与政策调整正以削弱绿色转型期望的方式与现实世界产生碰撞。美国等国家限制化石燃料生产的举措,反而让俄罗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重获巨大市场支配力。这既为普京的战争机器输血,又充盈了全球最顽固化石燃料捍卫者的金库。
当油气利润源源不断流入OPEC产油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沙特、科威特等国便拥有了影响全球新兴市场政策的强力工具。这种环保政策意外增强OPEC权力的现象,体现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候任主席——阿联酋的苏尔坦·贾比尔身上,他同时执掌全球最大化石燃料企业之一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
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技术官僚们在规划能源转型时未能预见的又一严峻现实。他们对转型成本的乐观计算基于过去十年人为低利率将无限期持续的假设。如今全球利率回归常态,众多绿色投资项目已不再具备经济可行性,化石燃料对消费者反而更具吸引力。绿色能源生产商正要求加大补贴力度并提高价格,部分企业甚至因经济性不足而放弃风电场开发。当各国政府因利率上升面临更高融资成本,消费者又在通胀时代抵制涨价时,这笔额外开支将如何消化尚不明朗。
然而尽管绿色政策在全球引发反弹,迄今仍未成功遏制排放增长。2022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较上年增长约1%——若非中国疫后复苏缓慢,这一数字本会显著更高。
全球能源体系本身错综复杂,更与金融、地缘政治等复杂系统深度交织。对这类精妙平衡的体系实施粗暴干预,必将产生代价高昂且事与愿违的意外后果。
环保主义者本应比大多数人更明白这一点。历史上推动环保运动的核心洞见是:必须尊重复杂的自然系统。无论初衷多么良好,粗暴干预都可能适得其反。移除顶级掠食者会改变整个生态系统;防洪大坝若毁掉天然湿地,反而会加剧洪灾风险。深谙意外后果代价的环保人士曾敦促决策者保持谨慎克制,倡导让自然遵循其规律。
如今的环保活动家大多忘却了这些真理。恶果已随处可见,而报复才刚刚开始。那些由利欲熏心的可再生能源游说者设计的笨拙政策,既将持续带来令人失望的减排效果,又将造成经济和政治代价。可悲的是,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当失败的气候政策不断涌现时,关于气候干预的政治争议只会愈演愈烈。
7月18日,凤凰城广告牌显示气温达118华氏度(48摄氏度)图片来源:patrick t. fallon/法国新闻社/盖蒂图片社刊载于2023年9月19日印刷版,原标题《气候政策与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