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预算办公室将成本效益分析政治化——《华尔街日报》

拜登总统近期承诺将“现代化”监管审查流程，其中涉及对政府部门评估拟议法规效益与成本方式的重大改革。但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提出的部分修改方案，似乎将政治目标植入了分析框架。这与延续四十余年的总统行政令要求、且日益受到法院重视的效益成本分析初衷背道而驰。此类改动不仅会削弱分析价值，更可能颠覆两党长期依赖最佳实践与证据的共识传统，或将导致政策层面的党派摇摆比当前更为剧烈。

本周一，公开信中，效益成本分析学会历任主席及《效益成本分析学刊》编委们联合提醒白宫：效益成本分析仅为政策决策提供依据，而非替代决策本身。奥巴马时期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曾明确，监管分析旨在“（1）判定联邦监管是否为实现社会目标所必需且合理；（2）阐明如何以最高效、最低负担且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设计法规”。

决策者在制定法规时还需权衡其他因素，包括法律约束、政治可行性、分配效应及实操性。但历届两党总统均要求政府部门，在理解潜在成本效益的基础上形成决策，并透明展示不同政策选项的效率与效果差异。

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对长期指导方针的修订草案在多个方面偏离了广泛接受的原则和方法，具体表现为：假设个体不会按自身最佳利益行事（而监管者更清楚）、将全球影响混为一谈而非区分国内外效应、通过按收入“加权”影响来夸大对低收入者的益处，以及降低折现率以使那些承诺未来收益的高成本法规在效益-成本分析中显得更有利。

这些改动都会将经济效率以外的价值观植入效益-成本分析中，而非鼓励职业官员提供最佳证据，将价值判断留给对政策负责的民选官员。OMB草案为“社会正义”“环境管理”“人类尊严”等本质定性的价值观披上了科学数据的外衣。这将削弱监管影响分析数十年来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正是这种分析在不同政策目标的历届政府间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若OMB最终指南被视作偏袒现任政府政策偏好，未来政府必将按自身理念重写。若缺乏持久原则指导监管，美国公民、家庭和企业将日益难以规划未来。OMB仍有时间在保持分析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指导方针的现代化。

达德利女士执掌乔治·华盛顿大学监管研究中心，维斯库西先生是范德堡大学杰出教授，二人均曾任效益-成本分析学会主席。

乔·拜登于4月20日在白宫会议上发表讲话。图片来源：凯文·拉马克/路透社刊登于2023年8月29日印刷版，标题为《拜登的OMB将成本效益分析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