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团：维多利亚·基兰德的《我的男人》——《华尔街日报》

挪威作家维多利亚·基兰的小说《我的男人们》由达米安·瑟尔斯翻译成英文，取材于真实连环杀手"地狱贝儿"贝尔·冈内斯的犯罪史。这位20世纪初在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专门猎杀挪威语求偶者的女魔头，其结局至今成谜——1908年农场大火中发现的30具男性残骸、4名儿童和一名无头女尸，或许与她有关。历史上的贝尔是冷酷的机会主义者；而基兰笔下的贝拉则复杂得多：她被扭曲的神学观困扰，承受着长期遭受虐待的精神创伤。

《我的男人们》以风格化叙事见长，通过贝拉·冈内斯的主观感知呈现其荒诞的人生历程。第三人称叙述读起来像偏执狂创作的表现主义散文诗：“黑暗与光明毫无二致，同样罪恶，同样纯粹。“少女贝拉被富家子诱骗失身后逃往芝加哥投奔已婚姐姐，但如同先前那段"恋情”，温情很快变质。姐姐评价"你神经有点问题”，贝拉心想：“所有故事都以死亡收场。”

贝拉开始独立谋生：多次结婚（或非正式结合）、生育、成为寡妇。在印第安纳州拉波特镇，她向警方解释丈夫佩德为何会失血死在厨房地板上：“他坐在炉子旁弯腰捡鞋…撞到炉子让绞肉机砸中了头。“内心独白却更诚实：“记忆究竟有几分真实？…她已分不清人生大部分由记忆还是谎言构成。”

基兰女士无疑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我的男人们》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希望这部作品能获得它应得的广大读者群。

在汉斯约格·施耐德的《安东·利维乌斯谋杀案》（阿斯特丽德·弗罗勒译）中，巴塞尔市刑事调查部督察彼得·洪克勒第三次亮相美国。这位离异且有一个成年女儿的父亲，与性格温和、冷幽默的黑德维希相伴。新年第一天，两人被一通召洪克勒去工作的电话从睡梦中惊醒。一位住在阿尔萨斯边境分配地的瑞士老人被谋杀：前额中弹，然后被肉钩穿过下巴挂在小屋前门，“像一块肉一样悬在那里”。

此案引发了管辖权混乱。尽管受害者住在巴塞尔，但法国控制着犯罪现场。“我们不被允许进入，”洪克勒的同事解释道，“法国人也不被允许进入巴塞尔。这怎么行得通？”警方和检察官团队联合会议演变成充满侮辱的争吵。受害者的历史同样问题重重：他出生在东普鲁士，原名安东·利维乌斯，1945年作为逃亡的德国士兵被瑞士接纳，并以安东·弗吕基格的名字获得公民身份。他在仓库工作，从未结婚，有过几位女友；他的德国军队记录无处可寻。

安东的死与他过去的事件有关吗？还是与最近发生的事有关，比如分配地主人饲养的动物被屠杀？当事实难以获取时，洪克勒与他遇到的一位志同道合的法国官员非正式地交换理论。然后，他选择通过与当地陌生人在饮酒吃饭时的闲聊来悄悄介入调查。他的方式古怪：在野外时，他会关掉手机以感受自然的节奏。“你真是个有趣的人，”一位认识弗吕基格的女士告诉他，“他们应该把你放进博物馆。”当他向邻近城镇的市长询问弗吕基格可能与党卫军的关系时，市长突然打断他：“你知道，我们阿尔萨斯人认为死者应该安息。”

“但这并未奏效，”亨克勒心知肚明。“从来都行不通。”

日本作家绫辻行人的《水车馆事件》由Ho-Ling Wong译成英文，故事发生在1985至1986年间一座深山谷地的宅邸中，那里人迹罕至。三架巨大的水车日夜不息地搅动着清水——一位稀客形容它们“仿佛逆时间之流而转，将宅邸与山谷中的一切凝固在永恒的瞬间”。

这座由以设计密道暗室闻名的建筑师打造的宅邸，住着画家之子藤沼纪一。他面部毁容，其父那些拥有狂热追随者的超现实主义画作由他独力保管。纪一终日戴着橡胶面具遮掩伤痕，除却在父亲忌日特邀少数信徒私密观画外，绝不肯示人。

1985年的聚会上灾厄骤临：暴风雨肆虐之夜，女管家从塔楼坠亡；一名宾客遇害，另一人携大师遗作神秘消失。至1986年，倔强的纪一执意延续传统。宾客再度聚集，乌云亦随之压境：“巨大阴影笼罩宅邸与周遭”。有人偶然发现字条：“快逃。离开这屋子。”悲剧是否会重演？

《水车馆事件》是糅合心理惊悚与神秘主义的作品，既承袭传统侦探小说元素——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分秒必争桥段与约翰·迪克森·卡尔风格的密室谜题，又交织爱伦·坡式的哥特场景，断肢焦尸触目惊心。不请自来的访客自称非警探却行警探之事。而画家临终完成的诡异风景画，连纪一都坦言：“我和父亲一样畏惧那幅画。”双线叙事在“过去”（1985）与“现在”（1986）间切换，既为读者拨云见日，又将其拖入更深的黑暗。结局是否令人满意或因人而异，但无人能否认绫辻行人将这份诡谲氛围延续至末句的功力。

出现在2023年8月12日的印刷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