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者》评论：一个世纪的场景 - 《华尔街日报》

日内瓦的迪奥达蒂别墅，威廉·珀瑟版画。图片来源：G. Dagli Orti/Bridgeman Images从处女作《非洲的好人》开始，威廉·博伊德用四十余年时间奠定了其"文笔扎实、趣味盎然"的商业小说家声誉，作品常以迷人的历史或地理背景展开。新作《浪漫主义者》与其前作《人心》等类似，被作者自称为"全景人生小说"：以主角从出生到死亡的完整生命史，必然地折射出他所经历的时代画卷。

《人心》《甜蜜的伤痛》与《新忏悔录》都将主人公置于作者熟悉的20世纪时空。而《浪漫主义者》则将舞台前移至19世纪。私生子卡谢尔·格雷维尔·罗斯生于18世纪末，作为爱尔兰地主的后代，他亲历了世纪风云：滑铁卢战役的硝烟、斯里兰卡第三次康提战争的屠杀、与拜伦雪莱同游意大利（甚至在维亚雷焦海滩协助拜伦火化雪莱遗体）、在拉文纳邂逅并痛失一生挚爱（拉法埃拉·雷佐伯爵夫人）、在伦敦格拉布街卖文为生、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务农（作者克制地未让主角与超验主义者们产生交集）、深入非洲尼罗河源头探险时与理查德·伯顿相遇并得罪约翰·汉宁·斯皮克、离奇出任的里雅斯特尼加拉瓜领事（此处按下不表），最终在威尼斯终老，长眠于圣米凯莱岛。

这一切本该充满乐趣。但遗憾的是，《浪漫主义者》是一部疲惫乏味的作品，博伊德先生仿佛只是在机械地履行自己创造的公式，而这种模式他以往运用得更为出色。问题部分在于罗斯这个角色缺乏个性。在卫报》一篇关于全景人生小说的文章中，博伊德先生宣称读者"会以更深入的方式认同主角……因为他们掌握了所有必要信息，无论重要与否"。然而，尽管我们获得了大量生平细节，但事实是罗斯这个角色过于平庸难以引发共情，更不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的叙事主线。“他是谁？“罗斯曾如此自省，“他是什么？构成当下’存在’的’曾经’又是什么？“答案（虽然我们并不太在意）是：罗斯不过是将各种精心考据的历史场景串联起来的文学工具。

像《烟草经纪人》（约翰·巴斯）和《梅森与迪克森》（托马斯·品钦）这类小说有时会令人恼火，因其作者刻意将历史语言与思潮强行融入个人风格。但博伊德先生连这种尝试都没有。罗斯及其众多亲友基本上说着现代英语，只是偶尔夹杂"withal"这类时代词汇。“恕我直言，长官，“罗斯曾对上级军官说，“您何时成了康提习俗的专家？“对话中会不时冒出"money for jam”（一战时期才出现的俚语）这类时代错乱的表达——这并非作者埋的彩蛋，显然只是博伊德懒得构思19世纪人物应有的语言。再看看罗斯这句话：“天哪。拜伦在比萨。谁能想到？“认真的吗？有时叙述语言甚至从20世纪（已经够糟）直接跳转到21世纪，比如将雪莱圈子称为"这些特权阶层”。用罗斯的话说：天哪！

博伊德先生为角色阵容挑选了19世纪三位最著名的健谈者——拜伦、雪莱和伯顿——却几乎没给他们任何台词，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这部小说的敷衍态度。现代作家为传奇天才设计对话确实令人望而生畏，但尝试过程中难道不该至少有些许乐趣吗？相反，博伊德先生选择了简单的处理方式，仅描述这些名人说话的神态。“伯顿滔滔不绝，让所有人精疲力竭…卡谢尔悄悄溜走。他想象伯顿对着盐瓶和空荡荡的波特酒瓶高谈阔论，有它们当听众就心满意足。这人显然聪明绝顶——但若被迫与他共处一室…“根据世人对伯顿性格的了解，这种描写确实可信；但真正有胆识的小说家绝不会回避这样的挑战。

由于这部流浪汉小说每到一站，作者都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主人公的下一段旅程，那些本可大放异彩的角色和情境刚出现几页就被草草抛弃。罗斯与父亲盖伊·斯蒂威尔爵士复杂的父子关系本是个有趣开端，但待到爵士离世时，他在儿子生命中的意义似乎与那些匆匆过客无异。罗斯写作生涯中遇到的几位伦敦文坛人物——沙龙女主人埃萨琳达·达文波特和奸诈出版商珀维斯·耶尔弗顿——都塑造得极为出色，却很快淡出叙事。罗斯与拜伦情妇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共度的田园牧歌本可展开精彩故事，最终却无疾而终，罗斯继续踏上旅程。博伊德偶尔会触及参与19世纪生活的真实感受，比如罗斯久别重返不列颠时，被铁路旅行带来的革命性震撼：“这一切都以惊人速度变得’稀松平常’"。但这些都只是浮光掠影。

人们不禁要问，博伊德先生的目标读者是谁？任何对拜伦和雪莱圈子、非洲探险或伦敦文学界真正感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这些页面毫无实质内容。而寻找引人入胜爱情故事的读者，也不会在罗斯与拉斐拉的传统浪漫故事中找到满足。这部小说或许可以作为新手了解那个时代的入门读物，某种19世纪概览。但对于博伊德先生这样声誉的作者而言，这样的标准未免太低。

艾伦女士是《华尔街日报》书籍与艺术栏目的常驻撰稿人，现任教于本宁顿学院监狱教育项目。

刊载于2023年8月12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