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华尔街日报》
Sam Sacks
伊利亚·列宾《忏悔之前》(1879-1885)。图片来源: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在选择俄罗斯经典著作的优秀译本时,有个数据或许能帮上忙:在康斯坦斯·加内特1912年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权威译本中,“狂喜"及其变体(“狂喜的”、“狂喜地”)出现了34次。而在迈克尔·R·卡茨新出的精装厚重译本中,这个词出现了78次,频率翻了一倍多。数字背后大有深意——加内特的卓越之处在于其行云流水的文笔,当陀氏文字过于癫狂晦涩时,她会主动调整:修正重复表述,删减突兀的转折,将庞杂段落拆解为更易读的短章。卡茨则选择保留粗粝感以换取更强的冲击力。他的译本强化了陀氏特有的那种揪住读者前臂、直面咆哮的阅读体验,确实显得狂乱——不过更准确的形容词恐怕还是"狂喜”。
现代医学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罹患的特殊癫痫类型会引发"欣快先兆"——在昏厥前短暂体验到极乐与神秘预感。“在那转瞬即逝的时刻,我感受到常态下难以想象的幸福,未经历者永远无法体会”,他如此描述发病状态。这种极乐与恐惧交织的病症固然难以想象,却恰恰是其文字魅力的源泉。某种程度上,他的症状清单简直是对其伟大作品的完美诠释:神经质的躁动、超载感知引发的眩晕、时间感的异常延展,以及顿悟终极真理后旋即堕入混沌的崩解体验。
卡茨先生已经完成了《地下室手记》、《群魔》和《罪与罚》等作品的犀利生动译本,如今他挑战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可争议的巅峰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完成于1880年的巨著在作者59岁去世前几个月才问世。(嗜烟如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于肺气肿,但若说有什么作品耗尽了他的生命,那必定是此书。)如同他小说中常见的手法,一个极其单薄的剧情线索串联起整个故事。本书讲述的是邪恶老地主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遇害案,以及其长子德米特里作为嫌犯接受审判的过程。但在这部作品"表象"背后,还交织着关于爱与死亡的支线故事、布道词、神学辩论、痛苦独白、谵妄梦境和哲学寓言,其中包括西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章节之一《宗教大法官》。
三兄弟截然不同的性格为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叙事空间。核心人物是小说主人公、圣徒般的阿辽沙,他一直在佐西马长老的修道院修行,充当着那些竭力互相伤害又自我毁灭之人的告解者。酗酒欠债的浪荡子德米特里是三兄弟中最公然作恶的,但其坦率性格却奇异地令人心生怜惜。(“虽然我欲望卑劣,但我诚实”,他如此发誓,而事实似乎确是如此。)人们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万·卡拉马佐夫最为严苛——这位饱受折磨的知识分子用理性对抗信仰与道德,因其最具自传色彩。还有神秘莫测的斯乜尔加科夫,作为费奥多尔私生子兼仆役,他寡言少语却始终如影随形地观察着一切。
通过这些及其他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编织了一张错综复杂的仇恨之网,这些纷争常由女性或金钱等表面原因引发,实则源于心理上的优越感争夺——那种在每段关系中都要掌控权力的深层欲望。唯有阿辽沙置身于争斗之外,因他在冲突发生时总能坦然乞求并施予宽恕。他对基督的热忱臣服既是一则美好又令人不安的范本,也促使身边人将敌意转向内心,最终与自身本性交战。在这部鸿篇巨制中,时而会出现语调的转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触可以相当诙谐,尤其在描绘俄罗斯日常生活时——但主导氛围始终是末世般的精神危机。小说逐渐攀升至情感狂潮,并奇迹般地将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延续了数百页,始终悬停在救赎与沉沦的临界点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敢于令人信服地展现两种命运诱惑的笔力,使《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为艺术品而非单纯的宗教说教。佐西马长老要求阿辽沙离开修道院"在尘世寄居",与那些能从堕落中体验到近乎宗教狂喜的人共同生活。在小说最动人的场景中,阿辽沙被上帝无限仁慈的异象所征服,他扑倒在地,“哭泣着,啜泣着,用泪水浇灌土地,狂喜地发誓要爱它,永远永远爱它”。然而紧接着的章节却精彩绝伦地描绘了德米特里在弑父当晚举行的癫狂血腥酒宴,这场狂欢同样将他带入感知的"狂喜状态",尽管其终极表现是骇人听闻的恶行。
读者在这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在讨论德米特里的审判时——这起审判在整个俄罗斯臭名昭著——阿辽沙一位烦恼的熟人说:“人人都喜欢他杀了父亲这件事……虽然嘴上说着可怕,但私下里却爱得发狂。我是第一个承认的。”若不是小说本身也依赖这种伪善来推动叙事效果,它或许会谴责这种虚伪。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我们成为这场骇人谋杀案的窥视者,通过“谁杀了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问题,让我们与那些爱嚼舌根的法庭观众一样,陷入同样“狂热而恼人的兴趣”中。
因为关键在于,无论通过高尚还是卑劣的手段,我们也感受到了扼住角色喉咙的那种可怕的内心压力。没有哪本书能像《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将读者拖入一种难以忍受的紧张状态。只有在这种濒临崩溃的临界点,澄明的时刻才可能降临,而这些时刻正是拯救我们的契机。
刊载于2023年8月5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