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把农场押在“拜登经济学”上——《华尔街日报》

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说法，“拜登经济学"将带我们回到未来。在布鲁金斯学会4月的一次演讲中，沙利文先生宣告了一个基于强有力的"公共投资愿景"的"新华盛顿共识”，这一愿景摒弃了市场总能有效配置资本的错误信念。

沙利文先生深情回忆的美国"战后岁月"中，大部分公共投资最终流向了农业。鉴于政府有意复兴这一传统，回顾我过去50年亲身经历的农业政策或许有所裨益。

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为抑制食品价格上涨而禁止大豆出口时，我正在读高中。七年后，我刚开始务农时，吉米·卡特总统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禁止对苏粮食出口。罗纳德·里根总统解除了禁令，却不得不面对多年来将粮食价格维持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上的农业政策后果。由此产生的过剩意味着中西部地区无数胶合板仓里堆满了腐烂的玉米。1983年我们通过著名的实物支付计划解决了这个问题——山姆大叔付钱让我们闲置多达50%的土地。农业政策一团糟；我们农民都去钓鱼了。

这种混乱在政府推行农业政策的其他方面也很明显。从大萧条开始，华盛顿付钱给农民不是让他们闲着，而是让他们种植已经过剩的作物。政府根据作物面积基数——每种作物历史平均种植面积——发放补贴。尽管谷物仓库和期货市场的价格信号告诉我们该停止种植某些作物，但没人敢理会这些数字，生怕失去补贴。因此我们继续种植与去年完全等量的玉米。

正如我们在密苏里州常说的，那简直像疯了一样疯狂。无论我们的家庭多么重视勤劳节俭，我们始终传承着“保护根基”这一要务。华盛顿的产业政策曾助长了这种观念，所幸1996年国会通过《农业自由法案》时对其进行了修正。

早在两年前，国会就修订了农作物保险计划。通过增加补贴，旨在以保险机制避免未来临时性灾害救助，同时让补贴保险在不扭曲市场的前提下支撑农民收入。虽然效果时有反复——每逢偶数年遭遇旱涝灾害时，政府总会展现出特殊的慷慨——但农作物保险已成为联邦政府对农民的主要财政支持。

1994年1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随后签署的其他贸易协定为美国农民大幅拓展了商机。这些安排成效显著：美国农产品出口额从1997年的628亿美元增长至2022年的1960亿美元。

沙利文先生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中痛惜道，这个时期的政策"推崇减税与放松管制，将私有化置于公共行动之上，并将贸易自由化本身作为终极目标"。然而此间的农业政策虽步履蹒跚，却逐步转向让农民根据市场信号种植，结果相当积极。这些变革终结了持续半个世纪的政府付费让农民储存过剩粮食的政策，推动出口大幅增长。虽然农业尚未完全回归自由市场，但对市场的关注已培育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效农业体系。

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批评者认为联邦计划常常以纳税人为代价补贴成功的农场主，而支持者则声称这些计划挽救了家庭农场，保护了那些没有政府援助就无法生存的勤劳人民。经济学家发现，农业计划带来的超额利润会推高地价，人为抬高土地价格，从而使现有农场主比新进入者更具优势。一些观察家抱怨某些农业政策（如乙醇强制令）刺激了需求，而其他政策（如补贴作物保险）则增加了供应。

政府农业计划的设计者曾相信他们的努力对公共利益是必要的。但他们创造的政策混乱局面揭示了界定公共利益并制定促进公共利益的政策有多么困难。

近期并非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沙利文先生所向往的公共投资时代也并非如此。有一点是确定的：像我这样的农场主通过尊重市场以高效生产的方式配置资本，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赫斯特先生是种植大豆、玉米和经营温室的农场主。

7月28日，乔·拜登总统在缅因州奥本市的奥本制造公司谈论其经济计划"拜登经济学"。图片来源：布伦丹·斯米亚洛夫斯基/法新社/盖蒂图片社出现在2023年8月1日的印刷版中，标题为《我不会把农场押在"拜登经济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