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之路》书评:原子弹的降临——《华尔街日报》
Michael Auslin
美国总统杜鲁门与战争部长史汀生讨论对日本实施原子弹轰炸。图片来源:Bettmann Archive与1945年8月6日原子弹投下时立即摧毁广岛的物理冲击波不同,其心理冲击波耗时一年多才波及美国。约翰·赫西于1946年8月底在《纽约客》杂志以整期篇幅发表了对此事件的震撼报道。此后,美国人开始持续至今的原子弹辩论:对日核爆是否正当?若无核爆战争能否结束?这场袭击是否既威慑日本又震慑苏联?正如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奥本海默》所示,这些冲击波至今回荡。
资深传记作家埃文·托马斯如今加入论战。在《投降之路》中,托马斯刻画了三位直接参与投弹决策与结束太平洋战争的关键人物的心路历程: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日本外相东乡茂德、陆军航空队卡尔·“图伊”·斯帕茨将军。其他重要人物同样突出,尤其是总统哈里·杜鲁门、乔治·马歇尔将军、陆军中将莱斯利·格罗夫斯,以及前述的武器研制负责人——物理学家J·罗伯特·奥本海默。
书中道德戏剧的核心在于这些人物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托马斯尤其擅长描绘他们在时机选择、攻击目标、和平条件与国内政治等问题上的决策困境,展现每个决定背后经历的激烈辩论与痛苦挣扎。
然而,对美国人而言,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就必然会被使用。正如史汀生1947年在《哈珀斯》杂志上为这一决策辩护时所坚称的:“我无法想象,肩负如此重任的人除了建议投下原子弹外,还能做出其他选择。”托马斯先生揭示了史汀生及其同僚如何纠结于用这种可怕的新武器攻击平民的道德困境——他们自欺欺人地将广岛和长崎这两个非军事目标美化为主要军事据点。
虽然原子弹的历史已被广泛记载,但托马斯先生犀利的叙述将读者带入日美两国决策者共同面临的道德困境。通过对东乡茂德和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曲折僵局的聚焦,本书展现了一个远比大多数美国人所熟知的“长崎遭袭后日本迅速投降”更为复杂的故事。1945年东京的“诸神黄昏”与同年早些时候的柏林如出一辙。托马斯明确指出,即便裕仁天皇已明确表达终战意愿,投降决定仍悬于一线。
同样引人入胜且对多数读者而言耳目一新的是,书中描述了美国国内关于原子弹民用与军用控制权的短暂而关键的博弈。最初军方独揽使用大权——第三枚原子弹已在1945年夏准备就绪,原计划最晚于8月底或9月投向东京。在获知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性破坏(包括平民伤亡详情)后,杜鲁门总统下令此后原子弹使用必须由其亲自批准,这在美国历史上首开总统直接掌控军事武器的先例。近80年后,当美国最新几任总统的精神状态遭受两党质疑时,总统对核武器的独断控制权再度成为热议话题。
关于原子弹轰炸的最大争议之一,是这些行动是否针对莫斯科的程度不亚于针对东京。托马斯先生简要提及了修正主义观点,即认为对平民使用原子弹是不道德的,目的是让华盛顿在初露端倪的冷战中占据优势。正如托马斯先生所示,地缘政治确实是一个因素,但远非杜鲁门和史汀生考虑的主要因素。
同样令史汀生困扰且关键的问题是原子能的国家控制与国际控制之争。美国对保持原子能的独家控制有着强烈兴趣。然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最终必定会掌握这项技术。史汀生等人主张,最好从一开始就建立国际治理体系。因此,防扩散问题与原子弹的民用控制问题一样,都诞生于原子时代的黎明。而史汀生的梦想注定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
至于投下两颗原子弹的必要性,托马斯先生与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毫不怀疑。按计划于1945年11月发起的日本本土登陆作战,预计将导致数十万伤亡,更不用说预计将有数百万日本平民丧生。即使在广岛遭袭后,裕仁的大臣们仍无法同意投降。直到长崎遭袭及苏联于8月7日(广岛轰炸次日)对日宣战后,东乡茂德才得以让战争委员会多数成员(尽管军方领导人仍反对)接受这个难以承受的结果。
杜鲁门及其顾问最初认为,原子弹虽然威力空前,但应与其他武器一样使用。然而广岛事件后,他们意识到其革命性本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等高级将领也承认这永远改变了战争形态。
他们也无法忽视道德问题的两面性。对于核爆中丧生的数十万日本人而言,不计其数的双方生命得到了拯救——其中包括托马斯先生的父亲,这位美国海军低级军官当时正待命参与进攻日本。
奥斯林先生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历史学家,其最新著作为《亚洲新地缘政治》。
刊载于2023年7月24日印刷版,原标题《原子弹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