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支持传承录取制度的理由

在哈佛任教的38年间，我只见过两次校董会成员，都是在晚宴上。第一次我对身旁的男士一无所知。他询问我的家庭情况，这让我觉得有些奇怪。后来才明白这是他的谈话策略——借此不经意透露他的祖先乘五月花号来到美洲。这对年轻教授已够震撼，但更令我惊讶的是他接下来的话。他伤感地承认，他的儿子将成为家族中第一个未能效忠哈佛母校的世代，因为儿子未被哈佛学院录取。

第二次会面时我知道邻座是谁，因为受托要提及哈佛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资金需求（我在该中心担任董事）。我的晚宴同伴表示，在确认最后一个孙辈能否入学前，他不会继续捐赠。此前七个孙辈全被拒之门外。当时哈佛招生办的铁面无私令我印象深刻（那是1990年代的事）。

多年来我接触过不少符合传承录取条件的本科生。根据我的观察，这些学生往往低调行事，深知"传承生"在校园俚语中带有"不够聪明"的贬义。这种刻板印象并不准确——我教过数千名哈佛学生，他们或许不像第一代哈佛人那样怀揣熊熊野心，但引擎盖下永远蓄满动力。

但传承生确有微妙不同。我遇到的传承生无一例外都表现出对哈佛绝对的、近乎狂热的忠诚。当研讨课上关于哈佛的讨论变得尖锐时，传承生会沉默不安，甚至试图为校方的最新争议缓颊。我想这源于贵族义务意识：若机构给予你特殊优待，忠诚就是唯一得体的回应；当家族长期支持某机构时，你自然希望它无可指摘。

自最高法院对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案作出裁决以来，左翼的惯常狂热分子对传承录取制度重新燃起了怒火。左翼必须有个斗争目标，就像狗身上必须有跳蚤一样。既然法院迫使大学承认录取是一场零和游戏——对某些人的偏爱意味着对另一些人的歧视——传承录取便成了当下的新靶子。各学院院系哀叹这一裁决，《哈佛深红报》社论予以谴责，抗议者高呼"废除传承录取"进行声讨。一个名为"民权律师团"的组织已经提起诉讼，指控传承录取制度偏袒白人学生，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

我并非律师，对此案的法律依据不作评论。但我确实认为，就私立大学而言，在考试成绩等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支持传承录取的理由非常充分。公立大学的传承录取确实更难辩护，因为纳税人承担费用，期望学校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私立大学则不同，它们依赖校友的慷慨捐赠。

普林斯顿、哈佛等最富有的私立大学根本无法仅靠学费维持运营。差得远呢。哈佛的学费收入仅覆盖21%的运营成本。正是世代校友慷慨捐赠建立的捐赠基金，才使这些学府得以保持顶尖地位。如果我们还想保留私立高等教育，捐赠基金总得有来源。问题在于从何而来。

几年前，哈佛大学管理层决定对单一性别"终极俱乐部"成员实施制裁——这些非正式社交团体由学生自愿加入。校方在完全清楚这些私人俱乐部长期是捐赠主要来源的情况下，仍对其成员进行了处罚。管理层认为，如今来自印度尤其是中国的大量资金涌入，足以弥补华尔街捐赠的减少——毕竟华尔街以往主要通过常春藤私人俱乐部招募人才。这些新兴财源也与该校建设全球性学府的抱负完美契合。

如今，当美国精英大学里的中国存在受到政治审查时，这种盘算显得不再如当初那般明智。这再次引发一个根本问题：私立大学究竟该寻求谁的支持？是那些试图购买科研渠道、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外国捐赠者与企业（其中不乏外国政府的隐形代理人）？还是那些了解并热爱母校、渴望展现忠诚的富裕校友——他们本身是传承录取受益者，也是期盼子女入学的父母？

忠诚本该是双向的。只要校友子女达到录取标准，优先录取他们有何不可？校友的忠诚与慷慨为何不应获得回报？在我们这个讲究配额与"公平"的时代之前，机构关照自己培养的"养子"（拉丁语"alumni"本义）向来被视为得体之举。这种传统让教育机构更具人文温度。

如今，人们对美国机构信任的丧失深感忧虑。我们的机构之所以效率低下，正是因为缺乏信任。事实证明，机构信任依赖于人际关系、机构记忆以及对该机构将持续履行其长期宗旨而非被新议程所劫持的信念。换言之，机构信任需要代际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源自家庭传统。变革与创新固然必要，但最成功的改革总是建立在信任与忠诚的基础之上。

汉金斯先生是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更正声明

此前版本对"民权律师组织针对哈佛大学提起诉讼"的描述有误。

插图：查德·克劳本文发表于2023年7月20日印刷版，原标题为《传承录取制度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