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那些想当网红的 economists

社会科学研究的可信度最近受到了打击，哈佛商学院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诺因涉嫌伪造数据被行政停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吉诺女士正是不诚实现象研究专家。两年前，杜克大学行为科学家丹·艾瑞里也面临指控，称其在2012年同一主题论文中篡改数据。奥巴马政府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曾[依据其研究结果](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whitehouse.gov/files/images/2016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 Annual Report.pdf)建议修改税务表格。艾瑞里先生否认了这些指控。

学者们在呈现研究成果时选择误导或公然撒谎存在明显动机。研究成果是终身教职岗位聘用及终身教职评定的核心标准。但什么样的研究？聘用和晋升决策常被描述为完全基于科学价值。然而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若想走出象牙塔成为公众影响力人物，有一条清晰路径：通过主流新闻媒体的高调宣传。

遗憾的是，当今记者已不再是公众所需研究的公正仲裁者。2022年1月，记者马特·泰比在推特发文指出：“所谓’专家说’类报道的真相是：记者采访一群有资历的人士，突出他们认同的观点（尤其是标题），而压制那些不合心意的意见。“这种现象已影响到经济学领域，尤其是不平等研究。

十余年来，媒体对三位经济学家不吝溢美之词：埃马纽埃尔·赛斯、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与托马斯·皮凯蒂。他们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前1%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从1970年的9%攀升至2019年的21.1%。赛斯和祖克曼将公众忧虑转化为75%税率的主张，称高税率目的并非”压榨富人"，而是"遏制不平等并拯救民主”。

大学经济学家希望被视为民主的救世主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如何？美国财政部的杰拉尔德·奥滕和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的大卫·斯普林特在一篇近期论文中提出了严重质疑，该论文获得的关注度远低于赛斯和祖克曼或皮凯蒂的研究。

首先，他们发现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70年的9.2%上升至2019年的13.7%——即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增幅仅为赛斯和祖克曼研究结果的37%。其次，与赛斯和祖克曼不同，他们还计算了税后及转移支付后的不平等指标。考虑到这一时期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加强，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仅从1970年的6.8%增至2019年的8.8%。

显然，这些数据并不能证明需要进行大规模收入再分配。然而研究和舆论仍在快速推进，很大程度上仿佛皮凯蒂-赛斯-祖克曼的驳斥并不存在。

在相关课题上，哈佛大学的拉吉·切蒂研究了社会流动性的变化趋势。2017年他发表研究称，美国绝对流动性趋势（即子女收入地位超过父母的可能性）正在持续恶化。他将此主要归因于皮凯蒂-赛斯-祖克曼研究宣称的美国不平等加剧，这一观点曾引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VOX等媒体的密集报道。

但当比较这两种所谓趋势的时间模式时，可以明显看出绝对流动性在1980至90年代所谓不平等激增之前就已经下降了几十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科特·温希普去年发表的研究表明，绝对流动性下降并非源于不平等，而是始于1970年代的经济增长放缓直接导致的。

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这场辩论中谁对谁错——尽管答案似乎显而易见，而是要揭示学术研究周围的媒体文化，以及记者们倾向于忽视反驳其信念的研究。这反过来促使学者迎合主流新闻机构的自由主义倾向，导致公众在重要政策议题上产生严重误解。

大学希望展现广泛的公共利益。对大学活动的公共补贴——包括学生贷款与资助、政府直接研究经费以及捐赠收益免税——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然而，当学者因产出迎合主流媒体政治信念的研究而获益时，这种激励机制会损害大学真正理想的使命：推动知识进步与追求真理。

劳先生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也是全球自由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科尔尼先生是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照片：盖蒂图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