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灿烂阳光》书评：休伯特·汉弗莱的圣战 - 《华尔街日报》

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休伯特·汉弗莱返回明尼阿波利斯。图片来源：Wally Kammann/Star Tribune/Getty Images历史对总统竞选失败者通常并不宽容，但1968年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败给理查德·尼克松后，其跌落速度之快尤为惨烈。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支持越南战争的立场已招致党内许多人憎恶，最终他不仅输掉大选，更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全部尊重与善意。

政治嘲笑与羞辱接踵而至。1972年他在民主党初选中惨败于乔治·麦戈文，1977年争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又输给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这位三K党前成员堪称汉弗莱毕生反对的一切的化身。即便在1968年败选后疗伤的明尼苏达大学，他的学者同僚们也毫无容人之量，禁止他加入教师社交俱乐部。

亨特·S·汤普森在《滚石》杂志的文章中总结了这种轻蔑。他写道，汉弗莱是"没骨气的老政客"、“庸才兼蠢货”，“说话像个刚接触安非他命的八十岁老太太”。此后几乎无人费心反驳这一评价。

塞缪尔·G·弗里德曼在《走向光明》中为这些不公的嘲弄表示遗憾。他认为汉弗莱是现代美国政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但真正吸引弗里德曼的并非这位失败的总统候选人，而是1948年7月14日那个年轻的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彼时汉弗莱以"良知与道德要求"（其原话）迫使民主党直面民权问题。

弗里德曼先生提醒我们，汉弗莱那天的发言远早于1954年最高法院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和1955年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他指出，这两起事件"被普遍且错误地视为民权运动的开端"。曾任《纽约时报》记者、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德曼认为，民权运动的真正起点应追溯至汉弗莱1948年的演讲，该演讲预见了后来的民权立法。“他那天的言论引发了政党重组，这种重组定义了直至今日的美国政治格局。”

将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赋予个人与时刻是极具挑战的论断，但弗里德曼总体上以深思熟虑且令人信服的方式完成了这一论证，这值得赞许。他精湛的写作技巧为叙述增添了力量，清晰而富有同理心地展开故事。书中呈现的休伯特·汉弗莱无疑比他生命末期那个黯然失色的形象更接近英雄本色——更符合他曾经"快乐战士"的公众形象。

1911年，汉弗莱出生在南达科他州华莱士镇父母经营的药房楼上。当地高中毕业时他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当大萧条来袭时，他已是明尼苏达大学大二学生。“儿子，我要破产了”，父亲这句话将他拽出校园，回到位于明州边界以西约100英里的休伦镇新购药房工作。

年轻的汉弗莱放弃了原定的政治学深造计划，转而在当地学院速成药剂师课程。这段梦想受挫的经历和生活的无常给他留下深刻烙印。“人们终将明白，“他后来写道，“无论父亲多么能干，母亲多么善良，社区多么美好，这一切都可能被无法掌控的力量摧毁、扭曲或伤害。“那些年在休伦镇目睹的"黑色暴风雪"尘暴，似乎正象征着他黯淡的前景。他说那场景宛如目睹"世界末日”。

大萧条激发了汉弗莱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新政自由主义的炽热信仰。1937年他重返明尼苏达大学后，政治生涯开始腾飞。1945年他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这场胜利的非凡之处不在于得票优势，而在于其获胜方式——汉弗莱没有迎合传统的劳工选票，而是将反歧视斗争作为竞选核心。弗里德曼写道，此举"正是他对’战后美国应成为何种国家’这一命题交出的答卷”。

但这种民权运动的传道精神从何而来？对于1945年后崛起的"最伟大一代"政客而言，二战通常是他们的锻造炉。但汉弗莱例外，他虽二十次申请军官委任状又试图应征入伍，却因健康原因被拒（部分源于儿时险些致命流感导致的肺部钙化）。真正改变其世界观并奠定政治立场的，是1939-40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攻读研究生兼助教时目睹的种族隔离制度。一年后重返明尼苏达时，他已心怀使命：“目睹路易斯安那州黑人生存状况而不震惊愤慨者，我以为绝不存在，“他回忆道，“但这段经历的意义不仅在于南方的种族隔离现实及其引发的反应，更让我看清了北方隐藏的偏见。”

在与塞西尔·纽曼等黑人民权领袖合作期间，汉弗莱市长推动明尼阿波利斯通过了赢得全国赞誉的公平就业法案。1948年，37岁的他成为明尼苏达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作为党内新秀参加费城代表大会时，用埃莉诺·罗斯福的话说，他已是"自由主义阵营最杰出的智囊之一”。

即便相隔多年，那个七月大会的狂热氛围依然令人震撼。冷战的前景、民权运动乃至民主党自身的命运：一切似乎都悬而未决。当总统竭力抵挡"抛弃杜鲁门"的党内压力时，他的顾问们正不惜一切代价劝阻他在民权问题上做出承诺。“我们承受不起’激怒南方’的代价，“白宫法律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如是说。

当汉弗莱承诺无论如何都要在大会上提出种族平等议题时，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和杜鲁门的忠诚支持者都难以置信。“这个无名小卒是谁？“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斯科特·卢卡斯质问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斯更在幕后威胁要终结汉弗莱的政治生涯。弗里德曼在书中写道，这项民权倡导计划当时看来"无异于自杀任务”。

这就是汉弗莱在七月那天起身面对1200余名现场代表和约6000万广播听众时所背负的沉重赌注。他仅有十分钟时间发表"少数派报告”，为政治参与权、就业平等、兵役制度及人身安全等领域的种族平等主张发声。

弗里德曼生动描绘了现场嘘声与欢呼交织的场景：“他右手划破空气，紧握拳头，瞪大双眼扬起眉毛，男高音般的嗓音喷薄而出。“在关键段落，“他的声音如同遭受机枪扫射般支离破碎”。

“对那些声称我们在民权问题上操之过急的朋友，“汉弗莱以充满讥诮的语气宣告，“我要说：我们已经迟到了172年。“他援引《诗篇》第23篇的意象，说出了载入史册的名言：“对于那些声称民权法案侵犯州权的人，我的回应是：民主党是时候走出州权的阴影，昂首迈向人权的光明了。”

显然，这场演讲堪称修辞学的胜利。当代表们对政党纲领进行表决时，汉弗莱提出的民权纲领以约70票优势胜出，这更证明了其在政治上的成功。《纽约时报》的亚瑟·克罗克形容，此举宛如前南部邦联遭遇了"第二次阿波马托克斯战役”。

弗里德曼先生巧妙地将大会现场的戏剧性冲突与战后民权运动的宏大背景相融合。他耗费大量笔墨生动揭露了1940年代明尼阿波利斯市及民主党内部令人震惊的种族偏见和反犹主义现象，这部分内容极具震撼力。唯在结尾处，读者会感到意犹未尽——演讲后的历史仅在20余页后记中简略勾勒。弗里德曼简要提及汉弗莱当选参议员后的政治贡献：他上任后立即任命西里尔·金成为首位参议院黑人幕僚，当两人共同在参议院餐厅用餐时，实质上打破了该场所的种族隔离制度。后来汉弗莱在推动《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担任副总统期间更是不遗余力地为《1965年投票权法案》奔走。

《走向灿烂阳光》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力作。汉弗莱留下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发人深省，这恰是本书最打动人心之处。“我始终对这个国家及美国的民主实践保持着毫无愧色的乐观与欢欣，“他在生命尽头这样写道。这种态度值得我们时常铭记。

本文作者奥尔杜斯是巴德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施莱辛格：帝国史学家》及即将于秋季出版的《狄龙时代》。

刊登于2023年7月15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