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面包》评论：一个孩子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苦难经历 - 《华尔街日报》

1945年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时的一群儿童。图片来源：Alexander Vorontsov/Galerie Bilderwelt/Getty Images现年92岁的大屠杀幸存者伊迪丝·布鲁克在意大利享有盛誉，以至于教皇方济各不仅在2021年亲赴罗马她的家中拜访，还邀请她前往梵蒂冈，并为她2022年出版的《我是方济各》一书作序。该书记录了两人关于必须铭记历史的对话与共同信念。

布鲁克在《失落的面包》开篇——如同她在1959年回忆录《谁如此爱你》中所做的那样——描绘了自己在匈牙利一个紧密团结的小村庄里度过的贫困童年。对年轻女孩迪特克（伊迪丝的昵称）而言，这是个赤脚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跳舞的田园诗般的地方。但很快，迪特克昔日友善的基督教邻居们开始遵从日益恶毒的反犹法令，这个犹太女孩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倒退至野蛮状态的世界"。这也是12岁就被迫成熟的布鲁克在1944年被纳粹驱逐至奥斯维辛集中营时面临的残酷现实。

2021年以意大利语首版的《失落的面包》被出版商归类为小说。但由于书中故事与作者生平高度吻合，更准确地说，这是一部融合了偶尔天马行空的想象、叙事视角的突然转换，以及对集中营恐怖经历近乎幻觉般描写的自传体小说。

抵达奥斯维辛后不久，迪特克便与母亲被迫分离，两人被宣判了截然不同的命运：向左是毒气室，向右是劳工营。在劳工营里，迪特克不断哭喊着寻找母亲，直到另一名囚犯指着焚尸炉翻滚的浓烟讥讽道：“她已经被烧成灰了！“哭声才戛然而止。

对年幼的迪特克而言，烤炉本是用来烘焙全家面包的厨房灶台。但在奥斯维辛，她亲眼目睹烤炉变成将人体化为灰烬的杀人工具。集中营分发的定量面包块并非为了维持生命，而是要让囚犯的身心在饥饿中逐渐崩溃。

在与加布里埃拉·罗曼尼的访谈中（大卫·亚诺夫与她共同完成了《失落的面包》的出色翻译），布鲁克女士深入阐述了面包与生命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我将母亲与面包视为一体。因为她总在揉面做面包，围裙上沾满面粉的香气，所以她对我而言就是面包的象征。而对母亲来说，给孩子面包是她最重要的事。”

这种共生关系解释了迪特克母亲被赶进开往奥斯维辛的运牛车时，会为那些"失落的面包"发出几近癫狂的哀叹——那些甚至还没放进烤炉的面包。这痛苦隐喻着因大屠杀而永远无法诞生的犹太后代。

当迪特克在奥斯维辛营房找到姐姐朱迪特后，姐妹俩被辗转押送至多个集中营。在达豪集中营，她们被迫扛运铁轨枕木直至力竭倒下，德国守卫却不断呵斥"快点干活”，对着她们"憔悴的面容和饥饿的眼神"大笑，同时把香肠扔给狼犬。不久后，守卫又强迫囚犯们进行没有尽头的死亡行军，沿途"散落着无数尸体”。

经过五周行军，迪特克虚弱到必须由妹妹"像雪橇一样拖着她走在结冰的路上"。她们抵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迎接她们的是一座由裸尸堆成的人体金字塔。少数尚有气息的囚犯喃喃说着"自己的名字和故乡"，恳求听见的人向世界转述他们的见闻。

这正是布鲁克女士通过写作试图履行的誓言。但有个问题始终存在：她愿意——或者说能够——用哪种语言来承载记忆？解放后在欧洲流浪期间，她发现母语匈牙利语已被反犹辱骂的记忆污染。

《失落的面包》叙述者曾像布鲁克女士那样，渴望在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开启新生活、掌握新语言。但来自各国移民的"巴别塔式"语言并未带来慰藉。无论在以色列还是欧洲，集中营幸存者与其他犹太人之间始终横亘着理解的鸿沟——这与语言无关。

漂泊无依的迪特克加入舞蹈团，在欧洲巡演结束时来到意大利。在这个国度，历经漫长悲伤的朝圣之旅后，她第一次感到"瞬间找到了归宿"。在意大利语中，她找到了"诉说奥斯维辛"所需的词汇。事实上，布鲁克女士用这种语言创作了二十多部小说、回忆录和诗集，编写影视剧本，并因举办过多场纳粹大屠杀教育讲座而被意大利人称为"奥斯维辛夫人"。

布鲁克女士在采访中对罗曼尼女士（该访谈已附在书中）表示，用意大利语写作赋予了她"完全自由表达所想"的权利。她以面包为例说明——“如果用匈牙利语说面包，kenyér，我会想起母亲，悲惨记忆便涌上心头…而用意大利语说pane时，我只想到购买面包的烘焙坊，想起它的香气，再无其他…这不会让我流泪。但匈牙利语的面包仍会刺痛。”

无论以何种语言接触布鲁克女士的作品，她简练的文字都能精准传递集中营的原始恐惧与彻骨悲怆。她亦能在平静时刻发现诗意的美好与意外的欢欣。阅读其作品如同与她分食面包，在历史投下的阴影中追寻光明。

科尔女士是回忆录《剧痛之后：新生》的作者。

刊载于2023年7月15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