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酒店》评论：礼宾员是共产党员 - 《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Alamy Stock Photo《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被俄罗斯政府拘留一事提醒我们，在战争期间派驻远方是多么危险——记者们多么容易受到外国政权一时兴起的摆布。在《红色酒店》一书中，艾伦·菲尔普斯将我们带到了二战期间的俄罗斯，当时斯大林对数十名被派往莫斯科报道的西方记者施加了非同寻常的限制，用他的话说，这些记者要报道的是“当时尚未被击败的希特勒国防军师团与斯大林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之间的巨大斗争，而斯大林军队的军官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已被摧毁。”

菲尔普斯告诉我们，尽管当时斯大林已经是西方的盟友，但他并不热衷于接待西方媒体。但曾担任战地记者丘吉尔说服了他，允许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记者派驻俄罗斯。丘吉尔认为，他们发回的报道将包括来自东线的生动描述，这将有助于说服西方公众支持向陷入困境的红军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然而，一到莫斯科，记者们就发现自己处于严格的管控之下——无法访问东线，无法采访士兵或普通公民，并且严重依赖分配给他们的年轻女秘书兼翻译。记者们被安置在市中心曾经优雅的大都会酒店（建于革命前几年），只能重复苏联监管人员提供给他们的任何最新消息。

与此同时，他们的秘书兼翻译们代表克里姆林宫的秘密警察监视着这些西方人，并经常被要求通过提供性服务来诱使西方人妥协。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按照斯大林的计划发展。至少其中一些年轻女性——尽管只是为了在战时获得充足食物和热水而接受这份工作——并非顺从的棋子。菲尔普斯写道，她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设法揭露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真相"。

娜杰日达·乌兰诺夫斯卡娅的故事是《红色酒店》的核心。娜佳出生于乌克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十几岁时在内战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苏联在中国、德国和美国的间谍，20世纪30年代她与丈夫曾与惠特克·钱伯斯在一个秘密间谍网合作。在大都会酒店，她被指派给一位名叫戈弗雷·布伦登的澳大利亚记者。她不仅开始坦率地向他讲述自己对斯大林的幻灭，还安排他拜访了两位在莫斯科公共公寓合住一间的贫困女性——这在西方记者被禁止直接了解苏联生活的时代是闻所未闻的机会。

长期驻莫斯科报道的英国资深记者菲尔普斯以激动人心的细节讲述了娜佳的故事，包括她在二战前不可思议的冒险经历，以及1948年被捕后（苏联当局指控她向布伦登泄露国家机密）在古拉格经历的磨难。斯大林去世后，她于1956年获释返回莫斯科。20世纪60年代末，她与丈夫及成年女儿一起积极参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于1973年作为第一波移民潮中的一员成功移居以色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股移民潮将把数百万苏联移民带到以色列和西方。

塔尼娅·斯维特洛娃是《红色酒店》中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她被安排与"古怪的英国记者"罗纳德·马修斯共事。（菲尔普斯先生提到，这位记者有个奇特习惯——“总在胸袋里放管牙膏，时不时吸吮，甚至在派对上像请人喝威士忌般邀请宾客共尝”）两人相恋结婚后，竟意外获得克里姆林宫特批，于1945年获准前往英国。塔尼娅后来在北非为BBC工作，成就斐然。她的著作《俄罗斯孩童与俄罗斯妻子》（1949）和《俄罗斯妻子西行记》（1955）虽已鲜为人知，却属菲尔普斯巧妙引用的珍贵回忆录之列。

爱丽丝-莱昂·莫茨是位胆识过人的美国女记者，她设法为《科利尔》杂志争取到莫斯科派驻任务，即便美国大使坚称战时莫斯科不适合单身女性驻留也拒不撤离。菲尔普斯引用的其著作《与火星的盲约》于1943年出版。还有英国记者夏洛特·霍尔丹，她与著名科学家J.B.S.霍尔丹婚姻破裂。菲尔普斯提醒我们，其回忆录《俄罗斯新闻片》（1942）和《真相终将大白》（1949）应当作为这个艰难困苦时代的见证被铭记。霍尔丹夫妇曾是英国共产党中坚力量，但莫斯科岁月逐渐侵蚀了她的信仰。

尽管考据详尽，菲尔普斯却未将美国记者亨利·夏皮罗纳入书中。确实，夏皮罗自1933年起就从莫斯科发回报道，到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时已是资深记者——或许因此不完全契合菲尔普斯的叙事框架。但他在战时的报道值得被铭记：1942年全程报道斯大林格勒反击战，1953年更抢先全球披露斯大林逝世消息。

菲利普斯先生认为，当时许多英美读者轻易就被莫斯科方面灌输式报道所蒙蔽。但到1941年，乔治·奥威尔、安德烈·纪德、尤金·莱昂斯和亚瑟·凯斯特勒等作家已出版著作，揭露苏联政权核心的欺骗与暴力本质。斯大林对新闻报道的严密管控——无论是来自大都会酒店还是其他地方——并没能欺骗所有人。

鲁宾斯坦先生的新近著作是《斯大林的最后日子》。

刊载于2023年7月12日印刷版，标题为《礼宾员是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