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不要将不自由的进步派归咎于自由主义

关于西方政治文化的组织原则——自由主义是否已经过时，右翼阵营内正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支持这一观点的人基于一个讽刺性事实提出论据：冷战结束之际，我们曾认为个人自由的政治经济体系取得了胜利，而他们指出，恰恰在这一刻，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即将因其过度与矛盾而遭受残酷揭露。

圣母大学政治学家帕特里克·迪尼的新书《政权更迭》进一步发展了其早期著作标题中的观点，即自由主义已经“失败”。从匈牙利欧尔班·维克托等领导人的成功（或如果你足够努力地眯起眼，试图辨别出一套连贯政治哲学轮廓的话，唐纳德·特朗普也算）中，可以窥见民众对自由主义成果的广泛不满。

该观点认为，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非但未能代表政治演进的终点，反而给我们带来了社会崩坏。经济领域对市场极端主义的追求摧毁了传统工业社区；政治和社会领域对个人选择的神化则造就了一片失范与绝望的荒原，遍布成瘾、孤立和家庭解体等现代常见的社会痼疾。

他们强调，这绝非偶然，而是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目标本质上缺乏价值观的必然结果——一个为自由而追求自由的社会，缺乏建设稳定幸福国度所需的道德指引。

这其中或许有些道理，但我认为它从根本上忽略了我们病态的自由民主制度面临的更紧迫挑战。问题并非自由主义本身的内在缺陷，而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左翼威权主义倾向这一熟悉的威胁。所谓进步派对社会问题强加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解决方案的本能早已有之，但在过去十年左右，一种重新定义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和经济层面——以看似极端自由主义实则完全相反的方式出现了。

以当前所谓文化战争中最明显的战场——关于人类性别的斗争为例。

表面看来，这似乎为"我们将自由主义推向自我毁灭极点"的论点提供了最佳佐证。我们将个人选择提升到如此高度，以至于被告知可以否定自己的生理性别，这种自由如此宽泛，甚至必须延伸到青春期前的儿童。

但若拨开修辞表象，你会发现这根本与扩展自由无关。真正的目标并非将年仅10岁的儿童从传统束缚中解放，而是剥夺父母决定子女最佳利益的自由。这种破坏家庭制度的努力，服务于将儿童监护权从父母转移到国家手中的更大目标。

他们为何这样做？因为家庭是左翼野心的障碍。家庭是真正自由社会最重要的基石。这种将家庭视为集体更高意志障碍的观念，根植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非自由主义。

在学校教育内容的争论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现象。媒体中左翼的主要倡导者一贯将向幼童教授关于性别和种族的激进思想的辩论包装成“禁书运动”，让人联想到穿褐衫的共和党人兴高采烈地将无害的故事书扔进巨大篝火的画面。但请记住这背后的实质。在政治辩论中罕见的坦诚时刻，2021年弗吉尼亚州州长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告诉其共和党对手格伦·扬金：“我认为父母不应该告诉学校该教什么。”

这种“举全村之力”的理念再次以自由主义自居，但实际上却是典型的不自由。它与现代正统观念相契合，即我们必须被灌输的观念是：我们不是对自己生活有自主权的个体，而只是某个更大身份群体中几乎无自主权的组成部分。

这种现代文化集体主义伴随着日益激进的经济集体主义。当巴拉克·奥巴马令人难忘地告诉美国商界领袖“你们没有建造那个”时，这是对个人能动性理念屈从于国家责任的重新表述。这一理念在“拜登经济学”中达到了顶峰，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理念的新术语：国家总是最清楚如何花你的钱。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付出。你并没有建造这一切。父母无权对学校的教学内容指手画脚。性别并非真实存在，只有"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这些是现代左翼控制意识形态的口号。我们必须认清：正是这种新旧非自由主义思想的混合，对美式生活方式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刊载于2023年7月11日印刷版，原标题《不要将非自由主义进步派的账算在自由主义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