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尼·弗兰克:健康的金融业对美国有利——《华尔街日报》
Barney Frank
《华尔街日报》三月一篇题为“巴尼·弗兰克关于签名银行的判断是正确的”的社论无疑让读者感到意外。社论编委会支持我的观点,即联邦监管机构仅接管了该银行(我曾担任其董事)的现金存款,“是为了传递一个让人们远离加密货币的信号”。我对此表示高度认同,并相信我们能够就如何解决导致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的问题达成解决方案。
在另一篇年终社论中,这些版面表达了对于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后没有出现更多金融伤亡的惊讶。接着,它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如今的金融体系比2008年时“更稳固”,或者“债务多米诺骨牌”尚未倒下。
后一种警告,我当时认为过于悲观,但事实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然而,我仍然坚持我们金融体系的韧性。最近几个月银行业遭受的打击——从利率上升到加密货币的波动——如果没有华盛顿在2010年通过《多德-弗兰克银行改革法案》,情况会糟糕得多。
然而,避免了一场灾难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已经造成的损害,而且在如何修复受损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的潜力。例如,关于加密货币的争议主要是技术性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因此两党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甚至更具党派性的问题——比如解决因从中型机构流向货币市场基金或大型银行的存款引发的流动性危机——也是可以妥协的。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对直接导致银行倒闭的原因进行有针对性和精确的评估。
我许多左派的朋友反对这一做法。他们认为,我和几位共事的民主党参议员屈服于银行业的诱惑,推动了2018年《经济增长、监管放松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的通过,表面上背叛了我们改革的承诺,导致了当前的困境。这些说法并不准确,既不适用于我,也不适用于任何支持改革的民主党同僚。
2018年,一些民主党人支持银行业改革,是为了保护多德-弗兰克时代的有效监管,避免共和党主导的倒退。例如,修正案将适用于资产低于2500亿美元(而非500亿美元)银行的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降低,但并未削弱针对不负责任行为的保障措施。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范围有限,并未导致过去几个月的危机。签名银行被纽约州金融服务部门关闭——其权限和程序并未因联邦法律的修改而受到影响。至于硅谷银行,联邦监管机构承认他们知晓该行的缺陷,但未能充分应对。
理解2018年民主党的做法对制定当前策略至关重要。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后的三年内,我和几位同事注意到,两项条款引发了强烈反对,却未带来相应益处。红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听到选民抱怨,500亿美元资产触发报告要求门槛过低,而要求社区银行自证未用自有资金参与衍生品交易的规定过于繁琐。这些抱怨并非来自大银行,而是中小型机构,其广泛的地域分布放大了政治影响力。尽管奥巴马执政期间法律修改可能性渺茫,但这些不满仍持续引发政治反弹。
当唐纳德·特朗普就任总统时,共和党对国会的控制为反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人士提供了废除其多项条款的重大机会。然而通过高效治理与巧妙跨党派运作的精彩示范,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红州民主党人与主流共和党人合作完善了该法案。他们将资产触发线提高至2500亿美元,并允许监管机构免除社区银行记录其不参与衍生品交易的义务。此举实际上废除了政治敏感但相对次要的条款,同时保留了早期改革的核心内容。
尽管如此,《多德-弗兰克法案》余下的严格全面监管仍促使保守派主导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威胁要否决参议院版本,除非其进一步削弱现有监管框架。当支持精简版的民主党人坚持"要么接受要么拉倒"时,银行业向议长保罗·瑞安求助,最终推动法案通过。
民主党人与瑞安议长选择针对具体问题采取精准修正——而非重启宏观理念辩论——的决策成效显著。在我们探讨加密货币监管、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存款保险等议题的前进方向时,这更应成为当今的范本。这并非向银行业的雄厚财力屈服,而是基于事实分析来强化金融体系。
弗兰克先生系民主党人,1981-2013年担任马萨诸塞州众议员,2007-11年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
照片:盖蒂图片社/iStockphoto刊登于2023年7月11日印刷版,标题为《健康的金融业对美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