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德银行家》评论:一个国家的账本 - 《华尔街日报》
Adam Rowe
约瑟夫·迈克尔·甘迪绘制的英格兰银行内部景象。图片来源:约翰·索恩爵士博物馆/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18世纪,大英帝国通过发展新型组织化政府模式崛起为全球霸主,这一模式在将自由社会的财富转化为财政军事国家力量方面成效卓著。该体系的核心正是英格兰银行——1784年其监察官称之为"公共信用的伟大守护神"。
多数历史学家始终从外部视角审视这家银行,聚焦其在帝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而在《德才兼备的银行家:十八世纪英格兰银行一日纪实》中,安妮·墨菲将读者引入银行拥挤的走廊内部,通过日常运作细节揭示其如何履行庞杂职责。
墨菲笔下的"英雄"是300名处理基础业务的职员,他们签发票据、贴现汇票、平衡账目。这支白领军团虽不参与决策,却以枯燥的脑力劳动——堪比产业工人的重复体力劳动——维系着银行运转。
重要性仅次于职员的是银行的物理存在,包括建筑特色与伦敦城中的地标地位。1734年总部迁至针线街现址后,其建筑规模随资产负债表同步扩张。1750年代起的改扩建工程,包括容纳国债二级市场的巨型圆形大厅,使其成为伦敦建筑奇观。墨菲指出,坐落于商业区核心的这座建筑"昭示着其在国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帕拉第奥式立面彰显永恒、威望与美德。大门处罗伯特·泰勒创作的不列颠尼亚女神像一手倾倒丰饶角钱币,一手持盾执矛。
然而,在银行后台部门辛勤工作的人们却发现,他们的工作环境远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大多数工作空间靠动物油脂蜡烛照明,用煤炭取暖,煤炭产生浓重的黑烟,却几乎没有什么热量。银行厕所下方粪坑中的固体排泄物必须人工清除,散发出恶臭。总的来说,办公室的环境对古代罗马官僚来说可能更为熟悉,而对当今任何大型金融机构的员工来说则不然。然而,直到最近,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才开始影响银行业务方式。
在电子支付成为20世纪末的常态之前,银行业的工作就是创造、交换、存储和组织大量的纸质文件。市场在特定的空间建立,买卖双方在那里聚集。墨菲女士写道,无数携带证券和汇票的银行信使是“常见的景象”,他们的活动“构成了金融生活节奏的一部分”。
任何层面的无能和欺诈都会威胁到整个系统的完整性。英格兰银行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核心挑战——通过戏剧性和反复出现的失误凸显出来——是在业务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其职员的诚实和纪律。通过应对这一挑战,银行从一个以忠诚和义务为纽带的机构,转变为一个现代的专业官僚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忠诚通过定期薪水、工作保障和合理化的问责制度得以确保。
朴茨茅斯大学历史学教授墨菲女士主要依据1783至1784年间监察委员会留下的档案展开研究。顾名思义,这个由三位银行董事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查银行业务的几乎每个环节。但作者似乎还研读了所有与该主题相关的史料。例如,她在描述委员会提出的安保改革方案时,援引法庭记录来阐明这些措施所应对的欺诈行为。
单凭这些就足以使《道德银行家》成为英格兰银行研究者的重要学术文献。不过普通读者可能会在钦佩作者治学严谨的同时,因难以企及这种钻研精神而感到沮丧。平心而论,18世纪银行职员的日常工作本质上确实不如拿破仑或霍雷肖·纳尔逊的传奇事迹引人入胜。我们了解到:职员们因伏案记账而肌肉痉挛;有时不得不放弃90分钟的午餐休息在工位进食;高级官员下午"悠闲度日"时,初级职员却拿着微薄薪水超时工作。那些被漫长工作日和伴侣每日重复的职场抱怨弄得疲惫不堪的读者,无法从本书中获得解脱。
但墨菲女士同时指出,银行复杂的日常运作正是大英帝国成功的关键。在1694年银行成立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漫长18世纪里,政府债务从少数精英提供的百万英镑,激增至英国社会各阶层25万债权人持有的近十亿英镑。历史学家常以宪政改革解释政府借贷能力的提升——随着议会约束君主挥霍,法院开始捍卫财产权,政府的财政承诺逐渐赢得信任。
然而,正如墨菲女士所指出的,公众愿意提供贷款的前提是政府表现出偿还意愿。她认为,银行本身通过其建筑和职员公开维护国债所有权记录的行为,成为了"可信承诺的有形象征"。
尽管该银行成为现代央行的雏形,但它是作为一家由股东所有、由股东选举的董事控制的私营公司逐步发展起来的。它通过管理国家债务换取丰厚报酬。在批评者眼中,这种安排散发着腐败气息。但这也激励着银行必须同时满足政府需求和严苛的市场要求,因为其存续取决于能否提供"国家机器难以企及的效率"。墨菲写道,在政府财政信誉仍受质疑的年代,该银行充当了"国家与公众债权人之间的中介"。这种公私合作是美德与贪婪、智慧与无能的"非凡拼凑",但它确实奏效了。
美国于1783年赢得独立,同年该银行的检查委员会开始运作。这个新生共和国很快面临最具分歧的问题:是否要在美洲复制英格兰银行。对开国元勋们而言,这个银行既代表腐败也象征权力。此后我们一直在抗拒它的模式——却又不断效仿。
罗先生是达拉斯的历史学者。
刊载于2023年7月8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