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法案之后,终结校友子女优先录取——《华尔街日报》
William A. Galston
与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不同,最高法院终止高等教育平权法案的裁决获得了广泛公众支持。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赞同该裁决,仅32%表示反对。白人和亚裔美国人支持率占绝对多数,西班牙裔意见两极分化,非裔美国人则成为反对阵营中的少数派。
尽管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案不会终结平权法案的争议,但它确立了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新法律现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放弃追求高等教育公平。相反,这一裁决应促使大学招生流程接受全面重新审视。
公平意味着人人机会均等且无人享有特权。但当今顶尖学府的录取充斥着与种族无关的偏好制度,使优势群体获得额外便利。美国民众对这些做法的反感程度不亚于对种族偏好的抵触。
对富豪捐赠者子女的特殊照顾就是典型例证。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弗雷德里克·赫斯所言,名校官员并不否认青睐人脉广泛的申请者,其辩解理由是"所有大学都这么做"。
不平等待遇远不止针对捐赠者。杜克大学的彼得·阿尔西亚科诺、佐治亚大学的乔什·金瑟和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泰勒·兰瑟姆三位经济学家利用公开信息分析了哈佛大学的招生政策。他们研究了四种非种族偏好——体育特长生、哈佛毕业生子女、财务捐赠者及教职员工子女。研究发现,2014至2019年间被哈佛录取的白人申请者中,超过43%符合其中一项或多项条件。若按其他白人申请者的标准衡量,近四分之三的受益者本应被拒之门外。
占新生比例平均14%的校友子女是问题核心。在同等资质条件下,父母一方毕业于哈佛的申请者,其录取概率远高于资质相似的其他族裔申请者。若双亲皆为哈佛校友,子女的录取优势更为显著。这类"传承录取"中,41%来自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约居全美家庭收入前1%)的家庭,而全体录取者中这一比例仅为15%。这堪称代际优势最赤裸的例证。
顶尖学府担忧取消非种族偏好会减少捐赠和校友参与度。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当无法为子女购买入学名额时,部分富豪必然缩减巨额支票。竞争力下降的橄榄球队和篮球队也将削弱校友热情,捐赠随之减少。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民粹主义政客通过宣称在收入、地位和尊重的竞争中,游戏规则被"操纵"来获取支持。精英教育机构的招生政策助长了这些指控。这些政策与国家承诺的平等机会原则完全背道而驰,而像哈佛这样的机构——其2022财年末捐赠基金高达510亿美元——完全有能力改变现状。美国最不需要的就是世袭的精英统治。
顶尖高校的招生标准只是争取教育机会平等的部分战场。平均而言,来自低收入和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孩子所就读的学校,在高等教育和就业准备方面远不如特权阶层子女的学校。弱势学生理应获得但尚未享有公平的成功机会。
尽管给予大额捐赠者子女特殊待遇,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仍找到方法缓解这种机会不平等的影响。自2009年起,该校75%的录取名额预留给州内各高中(无论贫富、城乡)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这项政策造就了高度多元化的学生群体——65%为非白人,近四分之一为家族第一代大学生。过去十年间,该校低收入和少数族裔背景学生的在校持续率和准时毕业率显著提升。
虽然这一策略无法实现完全的机会平等,但它确实为那些半个世纪前我在德克萨斯大学任教时毫无机会的学生们打开了大门。其他学校,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都值得尝试这种做法。
6月29日,示威者在华盛顿最高法院外抗议。图片来源:Jose Luis Magana/美联社刊登于2023年7月5日印刷版,标题为《终结大学传承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