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亨特·拜登事件中的未解之谜

6月25日，亨特·拜登抵达华盛顿麦克奈尔堡时从海军陆战队一号走下。图片来源：安德鲁·哈尼克/美联社多亏了金伯利·斯特拉塞尔，我们才得以了解司法部为保护亨特·拜登免受重罪指控的离谱行为（《亨特·拜登的举报风波》，波托马克观察，6月23日）。大多数媒体即便提及国税局举报人，也将此事描绘成共和党的政治攻击。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正确地找到了那些在调查屡次被美国检察官助理莱斯利·沃尔夫阻挠后调离此案的国税局员工。根据斯特拉塞尔女士专栏中的细节，委员会现在传唤沃尔夫女士宣誓作证似乎是明智之举。

美国公众有权知道真相。粉饰小拜登的罪行将与罪行本身一样腐败。

奥利弗·沃森

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市

斯特拉塞尔女士对亨特·拜登认罪协议的讨论非常精彩，但遗漏了一个关键点：这并非板上钉钉。控辩双方可能已达成（优惠）协议，但协议的第三支柱是必须得到法官——本案中为玛丽艾伦·诺雷卡法官——的认可。

诺雷卡法官有权拒绝这一认罪协议，使双方恢复原状。然而，更好的结果可能是下令就认罪相关情况进行听证，并听取举报人的证词，这或许能恢复人们对制度的信心。这显然符合公共利益。

法官拒绝认罪协议虽不常见，但也并非没有先例，无论是高调案件还是普通案件中都曾发生。作为前检察官，我亲眼见过这种情况。去年，在一桩涉及华盛顿特区间谍阴谋的案件中，吉娜·格罗法官以现已定罪的间谍所犯罪行与认罪协议中的量刑不相称为由拒绝了协议。让我们希望诺雷卡法官也能得出同样显而易见的结论。

迈克尔·G·布劳蒂加姆

爱沙尼亚塔林

刊发于2023年6月28日印刷版，标题为《我们需要对亨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