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作品：汤姆·拉赫曼的《冒牌货》——《华尔街日报》

我花了太多时间琢磨汤姆·拉赫曼为何将新书命名为《The Imposters》而非更常见的拼写"Impostors"，这种无谓的纠结恰让我理解了书中主角朵拉·弗伦霍夫挥之不去的存在主义悔恨。73岁的朵拉初现痴呆征兆，作为一位描写"小人物遭遇小危机"的冷门小说家，她正面临创作回报的递减。书架上那些印着她肖像的书籍，是以牺牲深厚人际关系为代价换来的，如今她开始怀疑这笔交易是否值得。“我不再担心自己可能无足轻重，“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已对此深信不疑。”

《The Imposters》记录了朵拉试图用记忆碎片与未竟渴望创作最后一部小说的过程。每章以日记开篇，随后切入她生命中某个人物的故事。首章讲述同父异母的弟弟西奥——年轻时在印度背包旅行中神秘失踪。朵拉虚构了错综复杂的情节来戏剧化他的消失，后续章节中对疏远的女儿贝克（洛杉矶喜剧编剧）和前情人艾伦（在法国独自抚养他们残疾孩子的男人）也进行了类似创作。

被赋予生命的角色不全是亲人。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萍水相逢却被朵拉想象出完整人生轨迹的过客。在澳大利亚宣传旅行中邂逅的同僚作家，在最富喜剧色彩的章节里沦为地狱级图书巡演的倒霉主角；前来清理旧书家具的阿拉伯搬运工，则将她引向黑暗想象，围绕他展开的虚构故事发生在叙利亚残酷监狱中。

随着故事章节的累积，平行世界逐渐具象化。首先是朵拉虚构的梦境，她笔下的人物开始反复出现并相互交织，逐渐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小说世界。另一面则是疫情封锁期间朵拉帷幕后静止的生活，勾勒出一幅极度孤独与隔绝的图景。写作始终是朵拉通往"专注之乐"最可靠的途径，但这同时也透露出更绝望的意味：这是她为弥补现实中放任消逝的人际纽带，所做的最后挣扎。

这种绝望情绪统合了小说的所有元素——朵拉不断将自己的恐惧与忧郁投射到角色身上。“经历只能照亮身后的路。它无法证明这条路本身是否错误，也无法证明你的时光——那些近乎辉煌的成就与愤懑，主动选择的学识与刻意忽视的领域——是否构成了虚度的人生，“某个角色沉思道，其口吻简直像创作者本人的独白。朵拉无法停止将自我植入虚构故事，这正暴露了她作为小说家日渐衰退的创造力。多重叙事屏障的设立（拉赫曼先生以反讽笔调描写朵拉，而朵拉又以反讽姿态描写其他作家），营造出整体性的匮乏感与规避态度。读者终将意识到，《冒牌者》的悲怆感很大程度上正源自其薄弱之处——这部小说未能完全打动说服我们的种种缺陷。

写作的吊诡之处在于：我鲜少见到其他职业能让人将矛盾心理直接植入作品（但愿牙医不会用拙劣的补牙来隐喻时间与腐朽）。这种执念情有可原：自我怀疑是人类共性。但作家容易滥用这种特权，既完美契合私人焦虑，又为作品失败时提供了艺术托辞。拉赫曼前作《意大利语教师》（2018年）关于著名画家自我厌弃的儿子，同样采用动摇叙事可信度的元小说手法。在我看来，这位作家是时候卸下元小说的防御机制了。《冒牌者》在情感缓冲层之下仍能频频触动读者，恰恰证明拉赫曼的才华远超自我认知——至少超越了他迄今敢于展现的水平。

在闷热的夏季，悔恨或许是一件令人窒息的沉重外衣，而克里斯蒂娜·林奇的新作《莎莉·布雷迪的意大利冒险》却以其战火纷飞的背景，为读者送来一阵机智与魅力的清风。莎莉是大萧条时期爱荷华州的弃婴，被一位女演员为公关噱头收养，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沙龙聚会与滑雪度假中长大成人。当墨索里尼被希特勒拖入战争时，莎莉正旅居意大利，为上层社会八卦专栏代笔，却转眼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捕，由此开启了她凭借机敏头脑和交友天赋在囚徒与逃亡者身份间求生的传奇。

与她惊险经历交织的是农民小说家拉波的困境——这位意大利作家被法西斯政府胁迫为墨索里尼撰写圣徒传，堪称作家焦虑的终极来源。在这个同流合污与背叛出卖泛滥的年代，拉波与莎莉不仅要挣扎求生，更要守护人性之光。莎莉的秘诀是以顽强的乐观面对战争，仿佛这场浩劫只是场荒诞的化装舞会。林奇女士毫不吝啬那些通常保留给电视剧本的犀利对白：“对我们来说，爱情是娱乐，性是权力，婚姻是生意”，莎莉的明星养母如此宣称。但对莎莉——以及这部引人入胜的小说而言——战争催生了一套更温暖的新生存法则。

刊载于2023年6月24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