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评论：阴影中的战争 - 《华尔街日报》

1985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德累斯顿担任克格勃特工时获得的东德斯塔西身份证。图片来源：Alamy间谍活动、颠覆行动、俄罗斯人、英国人、乌克兰人。谁是背叛者？谁又是被背叛者？卡尔德·沃尔顿的《间谍》一书以一名乌克兰特工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交的报告开篇。沃尔顿写道：“俄罗斯人承认，他们只能用武力控制乌克兰，而乌克兰人’普遍敌视他们及其理念’。“我们身处1922年，而非2022年，但跨越历史的延续性正是沃尔顿这部结构精巧、文笔流畅、论据扎实的研究著作的核心主题，该书探讨了过去一个世纪东西方情报斗争的历程。

这位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者将冷战起源）正确地追溯至1917年俄国共产主义革命，而非1945年二战结束。同样，本书叙事并未止步于苏联解体，而是延续至今。作者指出：“尽管俄罗斯自称是’大国’，但其领导人始终清醒认识到与西方对手相比的劣势。”

沃尔顿认为，苏联情报机构普遍未能向领导人提供准确分析——这一倾向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事件中再次显现。这种功能失调很大程度上源于专制政体特有的确认偏误，尤其是那些迫害异见者的政权。但正如《间谍》所揭示的，苏联情报活动本质上只注重战术执行，缺乏战略眼光。在苏联，战略由最高层（实则是意识形态教条）决定，几乎没有留给专业分析的空间。相比之下，西方情报机构虽常存在战术执行缺陷，但在战略层面往往更为有效。

沃尔顿先生极为关注美苏争霸，这场对抗主导了20世纪下半叶的格局。但他首先从英俄情报战讲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其第二部小说《暗藏杀机》（1922年）中，借角色之口宣称：“布尔什维克的黄金正源源不断涌入我国，专门用于策动革命”，且"劳工骚乱背后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当时许多英国人对此深信不疑，其中确有几分实情。1920年代初共产主义全球速胜梦想的破灭，虽改变了苏联情报攻势的形式，却未动摇其根本目的。

作者指出，斯大林1930年代对苏联内部的清洗运动"实质上将情报失灵制度化”。事实上，这些清洗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勃前身）的伤害，远甚于书中揭示的西方反间谍工作的疏漏。“内务部官员，“沃尔顿写道，“若提供与领袖观点相左的情报就会面临死亡威胁。斯大林时期，内务部下属的外国情报局（INO）甚至未设分析部门。1938年INO元气大伤、陷入混乱，曾连续127天未向斯大林递交任何情报报告。”

这种昏聩无能使德国在二战苏德对抗中坐收渔利。斯大林曾指望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能确保非苏列强自相残杀，最终由他来实现共产主义千年理想。他漠视英国和NKVD关于德国可能进攻的警告，当1941年希特勒撕毁协议大举入侵时措手不及。这一教训使得斯大林在战争后期对盟国充满偏执猜疑。

就在入侵前夕，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曾单枪匹马执行了一项堂吉诃德式的英国任务。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是企图通过谈判孤立苏联的举动。同样在1942年，斯大林也担忧丘吉尔正寻求与希特勒单独媾和。即便在苏联加入反轴心国的大联盟后，斯大林仍认定这种

战后安排绝不可能持久——这几乎成了自我实现预言的典型。对盟友的猜疑促使他持续推进情报攻势，同时高估了战后英国对共产主义敌意的坚定程度。

苏联这些高层失误帮助抵消了西方世界因其内部同路人造成的严重问题。盖伊·伯吉斯、金·菲尔比等间谍屡次造成的破坏在沃尔顿先生的历史叙述中跃然纸上。但作者指出，西方领导人误判了这一威胁，因为他们无法同时把握两个概念：在合理抵制麦卡锡主义（其如斯大林般处处怀疑外国间谍的倾向）的同时，却忽视了苏联对其政府渗透的实际规模和严重性。

沃尔顿先生将渗透描述为苏联的特色手段，并论证问责制度使得此类诡计在西方情报机构中较为罕见。对作者而言，这正是西方间谍与俄罗斯间谍的关键差异。在苏联及俄罗斯情报体系中，从未存在任何法治或问责意识。

“普京直接启用了克格勃的旧剧本：间谍活动、深度潜伏的非法特工、暗杀、虚假信息以及其他所谓的‘积极措施’，”沃尔顿写道。但普京政权走得更远：“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尽管俄罗斯的过去与现在存在连续性，但其情报机构如今已大不相同。自普京掌权以来，这些机构已成为国家主导的大规模有组织犯罪的工具。”沃尔顿认为，即使普京被推翻，继任者也不会有所改变，甚至可能更糟。

沃尔顿的论证非常有力。《间谍》一书本可以减少一些关于知名人物和话题（如菲尔比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内容，转而增加对1941年前历史及海军领域的篇幅。但这本大部头作品毫无冗长之感，甚至在讲述当代事件时愈发扣人心弦。普京入侵乌克兰为沃尔顿的百年叙事画上了句点，不过他也清楚，美俄冷战不会是21世纪的主旋律。因此，他将目光投向了美中博弈。

作者指出，中国安全机构与俄罗斯存在某些相似倾向。两套体系均形成于苏联时期，且都为威权政权服务。中国和俄罗斯一样依赖渗透手段——如今还倚重网络战。通过长达数年对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网络攻击，他写道，中国情报机构掌握了无数美国人的潜在勒索材料：“这套用于招募美国间谍的‘黑料’数据库，连克格勃都只能幻想拥有。”

对沃尔顿先生而言，安全的代价是永恒的警惕。今日的和平共处只是中国政权为谋求长期优势采取的策略。西方或许在冷战期间拥有战略优势，但中国的战略文化强调耐心、结构、流程与实践——这些习惯都受益于稳定与团结，而西方目前在这些方面表现欠佳。某些国家甚至出现诋毁乃至公开贬损本国情报机构的倾向。

部分领导人只愿听取符合其观点的汇报，近年来西方几大战略失误（最典型的是对朝鲜和普京的误判）正源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接触幻想。更关键的是，西方领导层对中国与俄罗斯可能达成的合作程度预判严重不足——这再次反映出对情报预警缺乏政治重视。

《间谍》一书指出，西方情报工作的专业性得益于其本质上有序且问责明确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优势未来能否延续尚未可知。通过提醒读者威胁始终存在，沃尔顿先生将政府执政效能问题推向台前——这使得领导力特质显得尤为重要。

在情报认知层面，合格的领导力意味着能准确评估优劣得失、内容与背景、表面含义与潜在影响。虚张声势的政治作派、依赖直觉行事的作风根本行不通。如同军事战略，真正的领导力需要多维度风险评估能力、全局思考能力以及前瞻规划能力。但愿我们尚未遗忘这些核心技能。

布莱克先生是《100张地图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多部作品的作者。

刊登于2023年6月24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