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之王》评论：黄禹锡的忏悔 - 《华尔街日报》

黄禹锡图片来源：Varivoda Stanislav/Zuma Press《克隆之王》这部半传记半医疗伦理调查的纪录片，仿佛是主角黄禹锡的一场赎罪仪式，无疑也是他争取救赎的尝试。这位曾叱咤胚胎干细胞与克隆技术领域的顶尖学者，在影片中配合导演阿迪亚·塔伊的镜头调度与艺术重构，坦承因"过度贪婪"导致身败名裂的罪行。他的坠落堪称从云端跌入深渊——有人说，将防弹少年团的顶流人气与效力英超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韩国足球明星孙兴慜的声望相加，“便是当年的黄禹锡”。

然而2005年成为转折点，这位韩国曾迫切需要的民族英雄，因伪造研究数据及通过不当手段获取人类卵子（后证实卵子捐赠者是其学生，“自愿性"因存在嫌疑而遭质疑）沦为国民耻辱。研究所需的数百枚卵子来源更引发伦理争议。最终黄禹锡被首尔国立大学解聘，政府巨额资助遭撤销，被禁止从事人类克隆研究，并获判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他的国家为他感到骄傲是可以理解的：在黄禹锡的工作中，蕴藏着再生医学新世界的希望。“我们能创造出新的肝脏、器官或受损的神经细胞吗？“爱丁堡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莎拉·陈问道，她反思了黄禹锡工作似乎具有的意义。（另一位观察者将这种希望描述为器官就像"汽车零件”。）黄禹锡的背叛不仅仅关乎伦理或法律。对许多人来说，这关乎希望。

鉴于他明显的悔意，黄禹锡并非完全不可同情的人物，他的成就堪称一个迷人的奇观。“悲伤是催化剂，“他在谈到他克隆的所有宠物时说；匈牙利放射学家亚历山大·吕本对他心爱的法国斗牛犬死而复生的描述，是一次令人眩晕的硬科学与一厢情愿的结合之旅。阿布扎比"选美"骆驼（与赛骆驼相对）马布鲁坎的故事则带着几分喜剧色彩——在黄禹锡着手克隆它之前，这只骆驼已死亡十年，睾丸被冷冻保存。（拍摄时，黄禹锡已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生活了数年。）但黄禹锡的整个故事像恶魔的教堂钟声一样回荡。规则是什么？还有规则吗？

塔伊先生没有讲述一个直白的黄禹锡故事，因为他追求的是更多——克隆本身的故事，这对我们这些科学边缘人将有所启发：最简单的表述是，克隆就是将卵子的细胞核取出，用被克隆对象的细胞核取而代之，然后给这个看起来像受精卵的东西一个电击，希望它能够分裂（至少根据美国宇航局前生物伦理负责人保罗·鲁特·沃尔佩的说法）。当黄禹锡在1999年宣布他克隆了一头奶牛时，多利羊已经成为第一只克隆动物，这一进展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前景，也提升了韩国的民族自豪感。然而，与2004年黄禹锡及其团队声称已开发出人类胚胎干细胞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成果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几乎立即，《自然》杂志记者、该片受访者之一的大卫·西兰诺斯基就对黄禹锡的工作提出了质疑。

人们希望《克隆之王》能对涉及的问题采取更坚定的立场。无论是关于人类克隆背后的伦理问题，还是黄禹锡认为脑功能和心跳不应作为生死标志的观点——因为"每个细胞都有其自己的生命”，片中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些立场。自人类具有感知能力以来，追求永生就一直是这个物种的执念。按照黄禹锡的说法，我们其实早已半只脚踏入了永生之门。

安德森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的电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