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贫困解决方案 - 《华尔街日报》

亚当·斯密的最后遗嘱让他的侄子大卫·道格拉斯大失所望。他得到的遗产远少于预期，这份遗嘱也证实了斯密友人们长期的猜测：这位收入始终高于平均水平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几乎将全部财产秘密捐赠给了穷人。

1723年6月16日受洗（具体出生日期不详）的斯密，虽以资本主义旗手闻名于世，却未摆脱知识分子对富人的批判。在其两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论》（1759年）和《国富论》（1776年）中，几乎找不到他对权贵阶层的美言。商人与地主几乎全被描绘成追逐私利、制造垄断之徒。相较之下，《共产党宣言》对资本家的赞美都比斯密著作中更为直白。

书中多处流露出对"穷人"境遇的同情——他所谓的穷人不仅指贫困者，还包括"非富裕阶层"，即必须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维生的大多数民众。

“同情”（今称共情能力）是斯密道德哲学的核心支柱。而斯密的同情心，首要倾注于劳苦大众。

《国富论》中有段著名论述：“若一个社会绝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之境，则其繁荣幸福必难持久。更何况，那些为全体民众提供衣食住的人，理应通过自身劳动获得足够体面的衣食住条件，此乃公平之义。”

如今，这些言论有时被曲解为斯密主张由政府主导财富再分配。这并非他的本意，他也绝非呼吁社会革命。在斯密看来，贫困并非命中注定，更重要的是，他对政府持怀疑态度。他指出，唯有经济增长才能提升生活水平。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提高工资的唯一途径，而经济停滞则会导致工资下降。在其他论述中，他还指出饥荒源于政府的价格管制。

当卡尔·马克思在近一个世纪后宣称资本主义将导致工人日益贫困化时，斯密早已预言经济增长将带来生活水平的提升。

《国富论》问世时，资本主义尚处萌芽阶段。当时全球9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那时的贫困有着更严峻的含义：据估算，英格兰和法国约20%的居民因营养不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至多仅能支撑每日缓慢行走数小时，这使多数人被迫以乞讨为生。

过去数十年印证了斯密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判断。近年来，贫困消减速度达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1981年世界银行定义的绝对贫困率（现标准为日均生活费低于1.9美元）为42.7%，2000年降至27.8%，如今已不足9%。

斯密预言只有市场扩张才能带来普遍繁荣。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解体，这一预言已成现实。中国推行私有财产权与市场改革后，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88%降至现今不足1%。北京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张维迎表示：“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正是亚当·斯密市场理论的胜利。“不同于西方主流解读，张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非因国家之力，实乃突破体制束缚所致”，其根本动因在于私有产权的确立。

斯密消除贫困的计划既不涉及废除私有财产，也不主张通过国家进行再分配。他也并未倡导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他认为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1755年（即《国富论》问世前二十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警告道：“政治家与规划者通常将人视为某种政治机械的原材料。规划者会干扰自然在人类事务中的运行轨迹；其实只需顺其自然，给予其公平追求目标的机会，自然便能实现其既定设计……所有违背这一自然进程、强行扭转发展轨道或试图将社会停滞在特定阶段的政府，都是反自然的，为维持统治就不得不走向压迫与暴政。“这番预言可谓一针见血。

斯密向世界展示了如何战胜贫困。他虽未给侄子留下多少遗产，但其伟大遗产在于向世界证明：唯有经济增长才能消除贫困，而实现增长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济自由。

齐特尔曼先生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为资本辩护》一书作者。

亚当·斯密（1723-1790）图片来源：亚历山德罗·洛纳蒂/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刊载于2023年6月16日印刷版，标题为《亚当·斯密的脱贫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