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劫机事件》评论：被创伤遮蔽——《华尔街日报》

作者与她姐姐共用的护照。图片来源：玛莎·霍兹1977年，一群武装的哈纳菲穆斯林分子占领了我在华盛顿特区工作的布奈布里茨大楼，将我们100多人劫持了39小时。尽管在这场磨难中我并未受到身体伤害，但劫持者挥舞武器、威胁杀害我们时释放的那种本能的恐惧与赤裸的脆弱，至今仍无法从记忆中抹去。

相比之下，在《我的劫机事件：一段遗忘与记忆的个人史》中，纽约大学教授兼历史学家玛莎·霍兹描述了她如何因记忆阻塞，数十年来只能零星回忆起1970年12岁的自己经历的那场可怕遭遇。“为什么我记得如此之少？”她问道，“而记忆又能告诉我什么？”

这部回忆录即是她的答案。她这段充满紧迫感与高压的旅程交织着恐惧与惊惶，其底色则是她历经艰辛才获得的共情——对那个多年前被迫与痛苦割席的幼小自我的深切悲悯。

霍兹女士以一段她曾刻意遗忘的劫机事件概要开篇。1970年9月6日，她与13岁的姐姐凯瑟琳在特拉维夫登上一架飞往纽约的环球航空班机。当天早晨她们刚与母亲告别——母女三人在母亲与第二任丈夫及新生儿的家中度过了整个夏天；飞机抵达纽约后，她们将由父亲接机，此后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与父亲同住。在经停雅典和法兰克福后，航班最后阶段，两名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成员冲进驾驶舱，将飞机劫持至约旦沙漠的偏远机场。这是911事件前最猖獗的劫机事件之一。

事实上，直到2001年9月11日的毁灭性事件，霍兹女士的记忆才开始松动。在曼哈顿下城授课时，她听到飞机撞击双子塔的爆炸声，随后目睹了浓烟滚滚的废墟。很快，令人不安的恐惧和侵入性记忆不断涌现，仿佛她的潜意识正在建立联系，而理性自我仍在竭力抵抗。但信息已然清晰。“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渴望了解更多，“她写道，“我想把那个拼命埋葬记忆的十二岁女孩，与如今努力理解当年遭遇的成年人连接起来……作为人质时我压抑了记忆与情感；作为历史学者，我要追寻事实与感受，为我和家人经历的一切赋予意义。”

霍兹女士动用了专业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来跨越这道鸿沟。她执着地梳理官方文件、媒体报道、政府与企业档案等各种资料，追访其他前人质——她期待这些目击者的证词能让她间接体验自己毫无印象的场景。最有价值的资料似乎是她在1970年夏秋期间写下的日记，这些本子被尘封了数十年。然而这些文字记录竟和她的记忆一样支离破碎、难以捉摸。

霍兹女士转而通过研究填补空白。她发现，飞机降落在沙漠后不久，劫机者就接应了潜伏在地面等候的突击队员登机。几小时内，同样被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劫持的瑞士航空班机降落停靠，使人质总数超过300名。三天后，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抵达，又带来更多人质。

关于人阵劫持并炸毁在开罗的第四架被劫持飞机的消息迅速在俘虏间传开；第五次劫持企图被成功挫败，机组人员在伦敦紧急降落时击毙了一名人民阵线恐怖分子，并将另一名劫机者莱拉·哈立德移交英国当局。哈立德的自由成为人阵在沙漠中释放年轻的玛莎和其他人质谈判中的筹码之一。

达成协议花了整整一周时间。在此期间，突击队员们忙着在飞机上安装炸药。他们盘问乘客的宗教信仰和国籍，并向他们宣讲人阵的事业。他们释放了部分人质，但没有解释原因，也没有说明他们被赶上的面包车是带他们走向自由还是另一个囚禁地。

玛莎和凯瑟琳是留下来的俘虏之一，忍受着日益恶化的条件。食物开始腐烂并耗尽，少量的饮用水必须仔细分配，厕所堵塞到溢出，每个人都散发着汗臭味。霍兹女士写道：“这是我彻底忘记的那段磨难，无论我多么努力集中注意力回忆都想不起来的部分。”“这是我几乎没有在日记中记录下来的，也是我不太想谈论的，而且很快就成功将其从记忆中抹去的事情。”

玛莎和凯瑟琳最终获释后，她的父母也不想多谈或听他们长期以来的创伤——霍兹女士在姐妹俩回来后不久录制的一段早已被遗忘的采访中，与她自己、她姐姐和她们父亲的对话中，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直到那时，霍兹女士才开始明白，她与12岁的自己之间的隔阂并非始于劫机事件。

这个一直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心理谜团，源于玛莎试图逃避离婚带来的心碎——这场离婚让她的家人散落在不同大陆。更令她痛苦的是，全家人都默契地绝口不提这场家庭重组带来的悲伤与脆弱。她甚至无法在日记里倾诉痛苦。从这个角度看，劫机事件不仅是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更是离婚带来的连带伤害。否则为何那两个年幼的姐妹会无人陪伴，独自登上那趟厄运航班？

面对如此深重的创伤，12岁的玛莎选择了用遗忘来替代回忆。但成年后她才明白，这种应对机制终有失效之时。在重拾个人历史的过程中，霍兹女士为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记忆既能掩盖伤痕，也具有治愈的力量。

科尔女士是回忆录《剧痛之后：新生的诞生》的作者。

刊载于2023年6月13日印刷版，原标题《创伤的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