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文件罕见揭示中国海外贷款中的贪腐角色——《华尔街日报》

新加坡——十多年来，一位名叫戴春宁的中国国有银行高管，一直作为北京利用金融力量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影响力的关键执行者。

《华尔街日报》查阅的一批法庭文件显示，戴春宁如何中饱私囊，收取数百万美元回扣。此案罕见地揭示了中国金融业的腐败内幕，以及贪污行为如何在北京通过基础设施贷款扩大全球南方影响力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中国的腐败调查通常笼罩在保密帷幕之后，当局仅对涉嫌不当行为提供简略说明。

例如今年9月，中共宣布开除中国进出口银行（该行负责推动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北京分行原行长李莅。关于李莅的开除公告仅称其被指控滥用职权为不法中介提供帮助，并收受巨额不当佣金。记者未能联系到李莅置评。

戴春宁案揭开了中国进出口银行一桩旧日腐败案的帷幕。尽管对戴的指控主要涉及二十年前的经营活动（2000年代初至2012年期间他担任进出口银行高管），但法律学者表示，此案揭示了至今仍令当局头疼的问题，包括官员如何借执行国家政策之名谋取私利。

官员们提及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铲除强大金融机构腐败方面所做的努力。图片来源：Noel Celis/Press Pool戴某在为中国在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安哥拉这一北京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安排贷款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于2013年底，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二年，被反腐调查人员拘留。当时，官员们和官方媒体将他的案件作为新领导人决心铲除中国强大金融机构腐败的例证。

戴某于2017年被判刑，在他首次闭门受审一年半多后，罪名包括受贿等腐败指控。他否认了部分对他的指控，后来对判决的上诉也失败了。他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按照此类刑罚的惯例，于2020年减为无期徒刑。戴某2017年上诉时的代理律师陈建刚表示，他无法联系到戴某。

戴某案件档案中的文件——包括他向检察官和律师的陈述、他的庭审证词，以及通信、商业合同和其他文件的副本——显示，这位高管及其同伙如何设计了一个方案，贿赂官员并从中国在非洲国家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收取回扣，利用北京在非洲大陆培养影响力的目标作为政治掩护。

根据法院文件，检方称戴某单独或伙同他人索取或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逾2亿元（按当前汇率计算超过2800万美元），并试图骗取国家约1900万美元资产。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洪源远表示，在中国，“寻租资金”——即商人向官员行贿换取便利——助长了系统性风险和不平等。但这种方式在刺激投资和增长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例如为开发项目获取政府审批和补贴提供便利。

“即使在美国，监管机构也难以发现并清除不透明金融领域的’腐败’，“洪源远说，“而中国政治体制使这种不透明性挑战更为严峻。”

中国外交部在回应问询时表示，中国政府反腐败立场坚定不移，在推进与安哥拉经济合作中始终秉持真诚妥善态度。中纪委和国家进出口银行未予置评。

2007年，中国员工在安哥拉铁路项目施工期间。当时中国正为该国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图片来源：Per-Anders Pettersson/Getty Images2002年安哥拉结束近30年内战后，西方金融机构不愿向这个非洲国家放贷。中国以安哥拉石油作为抵押提供贷款。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数据显示，2000至2020年间，中资银行向安哥拉发放约426亿美元贷款用于建设住房、道路和发电厂，占同期中国对非贷款总额四分之一以上。对非洲国家贷款。

虽然商品抵押贷款并非中国首创，但专家表示，北京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大规模推行了这种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投资安排。政治分析人士称，这种被称为"安哥拉模式"的做法帮助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影响力，并为中国承包商创造了机会。

戴的律师陈表示，他的当事人是安哥拉模式的先驱之一。陈说，在这种模式下，中国机构经常"利用腐败在经济上渗透非洲”。

在向调查人员提供的声明中，戴表示，他在安哥拉交易中的一个关键合作伙伴是一位名叫余大伟的香港商人，余代表安哥拉政府谈判从中国获得基础设施贷款。

戴告诉调查人员，他在2000年代初通过一位长期商业伙伴认识了余。戴随后让余与一位人脉广泛的商人梁平取得了联系，梁平通过向戴赠送礼物并帮助他结识中国高级官员而与戴成为朋友——作为回报，戴为梁平提供商业上的便利。

梁告诉调查人员，他应戴的要求与余合作，促成中国在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项目，并帮助所有相关人员"一起赚钱”。他说，余代表安哥拉方面就这些项目的中方贷款和咨询费进行谈判。根据法庭文件中引用的梁的证词，戴和他的同伙将这些费用作为回扣收入囊中，并用其中一部分向安哥拉官员行贿。

“当时，于泰威在安哥拉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各个部门和总统都认识他，与他交好，”梁某称。根据梁某的证词，于会从中方承包商支付的咨询费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好处费”给安哥拉方面的人，“这样项目就能顺利签约。”

检方称，一名中国商人从中资工程公司中国水电(Sinohydro)收取了与安哥拉项目有关的不当费用。图片来源：Alamy检方称，梁某成立了一家公司，从中资基建项目的承包商那里收取好处费，这些费用被伪装成咨询费。文件显示，一家中国承包商、水电工程公司中国水电向梁某的公司支付了约2290万元人民币（按戴某受审时的汇率计算约合360万美元）的好处费，与安哥拉项目有关。梁某称，他是代戴某收取这些费用。

法庭文件显示，戴某的部分定罪与2004年中国与安哥拉基础设施贷款协议安排的项目有关，包括中国承包商承建农业研究所和灌溉系统的交易。

根据两家公司2005年协议的一份副本，中国水电同意向于某担任唯一董事的一家香港公司支付约300万美元的佣金，用于农业研究所和灌溉项目。另一份文件显示，梁某的公司因促成灌溉和农业研究所项目，从中国水电收取了逾580万美元的此类款项。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未回应置评请求。

检方称戴的腐败行为持续到2010年代初，期间他仍不断获得晋升。2011年他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助理，次年调任国有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目前无法确定当局是如何开始调查他的。中国信保未回应置评请求。

2014年，中国调查人员在香港廉政公署办公地点就余在戴涉嫌的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他进行了讯问。余向调查人员描述自己是与安哥拉高级官员（包括总统及其核心圈子）之间的中间人，这些人脉是他在1997年至2002年从事军火交易时开始建立的。

安哥拉1979年至2017年的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于去年去世。他的女儿伊莎贝尔通过代表拒绝置评。安哥拉总统府发言人未回应置评请求。

根据戴和梁的陈述，现年67岁的余在2005年初之前离开了安哥拉。《华尔街日报》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余因在安哥拉的活动而在中国面临法律后果。根据香港的公司记录，他继续在香港经营业务。

余未回应置评请求。《华尔街日报》记者探访了余名下两家公司的香港注册办公室，但被员工拒之门外。一家以梁名义注册的香港公司的员工表示，据梁的家人说，他目前正在服刑，但家人没有详细说明，也没有回应有关此案的其他问题。记者无法联系到梁。

中国进出口银行的麻烦仍在持续。去年9月被查处的李某某曾执掌该行一个分支机构，该机构取代了戴某某在2000年代主管的部门。中国财经新闻杂志《财新》3月报道称，李某某近期已受审，但尚未宣判。同月，中共宣布对刘连舸进行调查，他曾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最近职务是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该行是中国"五大行"之一。当局指控他"严重违纪违法"，这是对腐败行为的官方委婉说法。官方未提供有关指控的细节。记者无法联系到刘连舸置评，中国银行也未回应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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