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监管的代价 - 《华尔街日报》
Lawrence B. Lindsey
人们普遍认为监管能使金融业更安全。但这一观点成立的前提是,监管设计初衷确实是为了促进安全,而非服务于其他政治目的。例如,要求企业提交贷款的气候影响报告,这与贷款的安全稳健性毫无关联。其真实目的是阻止银行向碳基能源生产商放贷,而这实际上会因降低银行资产多样性而增加其风险。
此类负面影响或许较小,但有时监管会显著削弱金融机构的安全性。以欧洲主导的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Solvency II)为例:欧洲金融监管机构将欧盟国家发行的债务风险权重设为零。结果可想而知——对高风险主权国家的贷款激增。欧洲三大保险巨头安盛、安联和苏黎世对欧洲国家的贷款已超过其资本的40%。意大利忠利保险持有的欧洲边缘国家债务规模甚至是其资本金的三倍。
如今欧盟正试图通过将Solvency II推广为全球标准,迫使美国保险公司陷入同样困境。美国近年经验已证明:当某类金融机构(如银行)陷入危机时,保持金融投资形式多样化至关重要。而欧洲Solvency II减少了选择空间——这在欧洲约75%企业贷款来自银行(美国约为25%)的背景下尤为危险。该监管对年金等长期耐心资本的影响更为直观:过去十年美国年金增长46%,而法国下降43%,比利时与荷兰下降32%,德国下降16%。
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具备其他优势。银行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高风险操作——借入短期资金进行长期放贷,同时为储户提供即时流动性。正如近期银行倒闭案例所示,这种模式极易导致资产与负债表的双重危机。
相比之下,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捐赠基金的投资周期更长,更注重长期收益。这不仅风险更低,也更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而欧盟提案完全颠覆了这些基本金融逻辑。
令人震惊的是,《偿付能力监管标准II》竟将未评级贷款的风险权重设为零。通常公开市场发行的证券都有风险权重评估,但银行贷款却无需经过此类评级。这意味着德国任意一家企业的贷款所获风险权重,竟低于AAA级结构化信贷产品。该规则制定的初衷并非保障金融安全稳健,而是保护德国及其客户所依赖的银行借贷体系。
对金融多样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打压不仅限于欧洲。近期,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八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函美国证交会,敦促加快收紧对冲基金监管新规。由于公众评议期间大量证据表明新规将大幅提高合规成本,提案至今未最终定案。
议员们在信中强调:“随着私募基金投资规模创纪录增长,尤其是私人信贷基金等细分领域,证交会必须确保这些基金的投资者获得充分信息披露,此事至关重要。”
显然,私营非银行资本提供者成为了目标。投资者——尤其是经验丰富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和保险公司——并非因为认为当前披露不足而向私募基金投入"创纪录资金""。此外,对冲基金不会构成系统性风险,因为与银行不同,对冲基金已采取措施限制挤兑影响。这些机构的长期属性使其更青睐长期金融中介机构。
出于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担忧而推动的监管是合理的。但近乎政治针对性的监管则不然。
林赛先生是林赛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曾任美联储理事(1991-1997年)和总统经济政策助理(2001-2002年)。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iStockphoto刊载于2023年6月5日印刷版,原标题《政治监管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