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iros》评论：冷战末期东柏林的暮色 - 《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埃伯哈德·克洛佩尔/乌尔斯坦图片社/盖蒂图片社小说家兼剧作家珍妮·埃彭贝克在东德长大，成年之际祖国却走向消亡。统一也意味着割裂，旧有的确定性——关于平等、团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随之瓦解。正如埃彭贝克在其文集《非小说》（2018年德文版，2020年英文版《碎片回忆录》）中所指出的，她童年记忆中的柏林从未分裂；那本就是世界的常态。突然间，一切天翻地覆。但意识形态的消逝从不会如此温和。

埃彭贝克始终痴迷于对立的世界观：青春与衰老，个人主义与集体意识，怀旧与进步。她在《非小说》中写道，文学的任务并非化解这些矛盾，而是将它们"精准地平行呈现"。她常以轻盈的寓言手法，让个人成为政治的隐喻载体——同时也被政治塑造。

埃彭贝克的新作《凯洛斯》经迈克尔·霍夫曼灵动的译笔，将我们直接带入那个焊接与撕裂的年代：故事主要发生在统一前，尾声略涉后世。政治始终是朦胧背景，性爱才是焦点透镜。1986年的东柏林——统一前四年——55岁的作家汉斯（风度翩翩、人脉深厚，既放荡不羁又体制内）与19岁女大学生卡塔琳娜（真挚、爱幻想、漂亮）相谈甚欢。“一切早已注定，别无可能。“他们喝了咖啡，回到他的公寓。一段孽缘就此点燃。

汉斯已婚，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他和妻子达成不问问题的默契（这似乎更适合他而非她）。卡塔琳娜曾有过几段恋情——但没人像汉斯这样。她爱他抽烟的样子，爱他额前垂落的发丝，爱他在音乐文学上的造诣，爱他的从容风度，爱他所处的那个圈子。

汉斯觉得卡塔琳娜像只好奇的"松鼠”。她发间的黑丝绒发带"让他心动，让她看起来像个女学生”。他想对她坦诚：“我们只会偶尔见面……但每次都会像第一次那样。“他错了，他自己也知道。

凯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机遇之神。作为概念，凯洛斯将时间界定为瞬间，是质而非量的现象（与柯罗诺斯相对）。汉斯执着于定格时间及其不可能性。卡塔琳娜则更理想主义。初次云雨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汉斯想。永远都会这样，卡塔琳娜想。”

埃尔彭贝克女士通篇精妙处理了这种平行铺陈的视角转换与观念碰撞，借此衍生出轻喜剧、悬念、摩擦与悲情。早期汉斯刻意保持戒备，我们通过第三人称近距离看到他：“他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自己伤害”。卡塔琳娜则直觉到：“他想让我为未来的艰难做准备。他想保护我。保护我不受自己伤害。“这种手法常用来对比汉斯的世故与卡塔琳娜的天真。但埃尔彭贝克是位微妙而难以捉摸的作家，她笔下角色和小说一样复杂。她深知：青春自带笃定，年岁自带彷徨。

政治局势同样错综复杂且变幻莫测，卡塔琳娜不止一次想象"西方空气"与墙另一侧"社会主义天气"交融的场景。表面上，汉斯代表老一代，而她属于新生代。但这里没有绝对界限——作为纳粹时代曾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过来人，汉斯为替法西斯父辈赎罪而主动选择定居社会主义东方；但他对西方社会同样如鱼得水，凭借国家电台工作的特权身份频繁往来两地。卡塔琳娜则欣喜接收着西德姨妈寄来的爱心包裹，可当她终于探访这位姨妈时，满街乞丐和肮脏性用品商店令她震惊。

随着恋情发展，汉斯逐渐显露占有欲。当卡塔琳娜赴外地上学，他的嫉妒终成自我应验的预言：她与同学发生一夜情。他的回应是全面压制，她的选择是彻底屈服。他的施虐倾向（用皮带"找点乐子”）逐渐演变成仪式化的强迫行为，对女友"背叛"的"纪念"也化作一系列恶毒的小型周年祭。很快，他像史塔西般监控她，要求掌握其行踪、思想与动机的全部细节。她某些"权利"和"特权"被剥夺（“不许碰艺术”）。

氛围急转直下。汉斯发展出一套堪称责备诗学的手段，不断以新视角批判那段背叛往事。他讥讽卡塔琳娜短暂的反叛是"最卑劣小资产阶级虚伪作派"的典范——而当同胞们发起自己的反抗时，他又用同样腔调评价：“典型德国人，连造反都带着十足的小资产阶级气质。”

一个霸凌的压迫者与他被精神操控的受害者——这部极权主义的寓言或许显得直白，但埃尔彭贝克女士鼓励多重解读。汉斯的行为固然可鄙，但我们也应看到他是历史的产物：他的施虐倾向源于法西斯主义的童年经历，而他对平等的信念既热烈又真诚，尽管他未能践行自己的理想。他与东德的关系充满矛盾。年长的卡塔琳娜（在简短回忆片段中出现）这样评价他：“在西方…他可能会成为管理顾问、房地产经纪人，或是广告公司的编剧。”

至于卡塔琳娜：她虽脆弱，却绝非被动。人们很容易看出她从这段激烈而塑造性格的经历中获得了什么。故事开始于这段情事结束数十年后，昔日恋人仍保持联系。垂暮的汉斯即将离世。卡塔琳娜承诺会参加葬礼，却最终缺席；而后又去扫墓。她依然矛盾重重。作为对东德怀旧情结的尖锐批判，这种描写令人信服且精炼。但《凯罗斯》还涉及更多主题——音乐、写作、艺术与偶然性，自我实现与自我怀疑。它拒绝简单的解读，也拒绝被固定在某个特定地点或时代。

里希特先生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小说与政治版块编辑。

刊载于2023年6月3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