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英帝国大生意的书籍 - 《华尔街日报》

《沙·阿拉姆，莫卧儿皇帝，向克莱夫勋爵授予迪瓦尼权利，1765年8月》（1818年），本杰明·韦斯特作。图片来源：大英图书馆理事会/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被改写为白人罪行的目录之前，那些上过学的人被教导说，帝国——连同它的所有恶习和美德——是由君主和政治家们建立的。在《帝国公司》一书中，菲利普·J·斯特恩告诉我们，这种描述虽然并非不准确，但相当不完整。

斯特恩先生说，尤其是英国的殖民主义，是由投资者、债权人、企业家，以及——以免我们忘记——暴发户和贪污犯构想出来的。这群野心勃勃的人与君主及其大臣们一起蓬勃发展，并产生了斯特恩所说的“风险殖民主义”——一种海外扩张的形式，其驱动力是一种信念，即“帝国的公共事务过去和现在都由私营企业来完成是最好的”。

英国殖民主义的历史实际上是股份公司的历史。这种企业形式在16世纪中叶是一种新颖的策略，它通过所有权股份或利润分成从一系列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并创建一个单一的法律实体，通常享有特权。除此之外，股份公司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经营成为可能。

但斯特恩写道，使股份公司如此吸引人的因素也使它们“令人不安”，议会中的一派担心这些公司在遥远地区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种担忧带有阶级成分。东印度公司——从1600年成立到19世纪中叶，它是最杰出的股份公司——最初的投资者都是商人，其中只有一位贵族。

到17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变化，其成功吸引了更高阶层的投资者。但斯特恩先生解释道，该公司以精妙且大胆的方式——甚至拒绝国王本人的入股，“担心这会使其丧失独立性”。对于这种看似不敬行为的公开解释是，国王与臣民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有失体统。

《帝国股份有限公司》讲述了股份制公司如何塑造了英国殖民主义。作者表示，作为叙事，“这就像一部小说，将原本的配角置于故事中心”，将追逐财富者提升为传奇人物。18世纪中叶因东印度公司暴富的最臭名昭著的富豪罗伯特·克莱夫，以及1583年为王室占领纽芬兰、屠杀爱尔兰叛乱者的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都是风险投资家或殖民冒险家。首任东印度公司总督、后任弗吉尼亚公司财务官的托马斯·史密斯也是如此，他的烟草生意带来了巨额财富；托马斯·罗伊爵士同样如此，他虽以詹姆斯一世大使身份出访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宫廷，真实目的却是获取印度贸易垄断权。

英国的"投资组合式殖民主义"通过皇家特许状形成，君主借此将丰厚的商业特权授予请愿者。这些特权包括关税豁免、以王室名义宣称海外领土主权（如吉尔伯特在纽芬兰所为）。斯特恩指出，这些条款可能极为大胆，允许公司在"随意覆盖土著主权的模糊地理空间"经营各类业务。对领土或司法管辖权的惊人主张，最终形成了可在英国法院强制执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权。这些特许状重新绘制了世界地图。

首个此类特许状于1555年授予莫斯科公司。斯特恩教授写道，该公司实际上成为了"英俄贸易的英国政府"，并作为英格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渠道，行使着"事实上的英俄外交主导权"。

这位杜克大学历史学教授此前著有《公司国家》（2011年），这部极具原创性的著作探讨了"企业主权"在英属印度帝国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堪称《帝国股份有限公司》的思想前传。他在书中指出，东印度公司并非随时间推移偶然演变成政治机构的贸易实体，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帝国扩张项目。新书中，他将这一论点延伸至从爱尔兰、澳大利亚到美洲（包括福克兰群岛）的英格兰（后为不列颠）特许公司。每家公司都蕴含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它究竟是"主权力量的延伸、对主权的制衡，还是自成体系的主权实体？“简言之，三者皆是。

英国王室常与公司代理人保持着心照不宣的共生关系。例如1570年代，王室需要通过削弱西班牙来充实国库，但外交策略又要求不能与腓力二世公开敌对。于是汉弗莱·吉尔伯特主动请缨"骚扰西班牙国王”，甘当袭击西班牙舰队和殖民地的"遮羞布"。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王室得以在洗劫西班牙的同时不留下任何把柄。

时间与动荡终结了特许公司的帝国自治权，尤其是东印度公司。自18世纪中叶起，腐败指控与证据就如影随形地困扰着该公司，伦敦的立法者们不断寻找方法遏制其帝国野心。对其贪婪行径的厌恶曾导致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在下议院遭到弹劾。伟大的埃德蒙·伯克虽主导了对黑斯廷斯贪污案的起诉，却仍坚称该公司的"商业宪章"是"人类智慧为治理庞大而分散的遥远帝国所构想出的最佳设计"（黑斯廷斯后来在上议院获判）。

事实上，东印度公司管理的远不止一个印度帝国。正如卡莉·威尔金森在《影响力帝国》中强调的，该公司间接统治着遍布次大陆的众多名义上独立的王国，却未正式吞并任何领土。这些附属国由"驻官"监管，其职责是确保当地统治者保持温顺服从。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的历史学家威尔金森女士，为我们理解英国统治做出了宝贵贡献——此前的史学著作对这些占独立前印度40%领土的土邦着墨甚少。

1857年印度兵变后，东印度公司让位于王室统治，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印度女皇标志着公司统治狂欢世纪的终结。然而两个世纪前东印度公司的崛起——常被描绘成智慧与野心交织的必然结果——实则近乎奇迹。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大卫·豪沃斯在《冒险家们》中告诉我们，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脆弱而不可能的机构，虽险险熬过诞生危机得以幸存"。

豪沃思先生的著作聚焦于1550至1650年这段历史时期，即查理一世被处决后的第一年。这段历史讲述了一株孤岛幼苗如何成长为参天帝国橡树的故事。书名中的"冒险家"特指公司首批投资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个称谓并非因其"期待海上奇遇"，而是源于他们"敢于冒险投入资本"。豪沃思以标志性的潇洒文笔写道，东印度公司的根基"深深扎根于英格兰商业的沃土之中"。

公司初创时前景黯淡：首航前六个月竟无一艘自有船只。但这不足为奇。豪沃思指出，16世纪末英格兰的船舶吨位在欧洲航海国家中垫底，远逊于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然而这个国家以胆识弥补了吨位的不足。“英格兰从不缺乏，“豪沃思写道，“愿为开辟新航线押上全部身家的冒险者。“东印度公司正是由这群"为英格兰扬帆远航"的勇者创立。《冒险家》一书揭示了一个永恒真理：伟大成就往往与无畏的风险相伴而生。

当然，时运亦不可或缺。17世纪初在孟加拉以东海域败于荷兰、将香料群岛主导权拱手相让后，东印度公司转而聚焦印度——这个决定最终将英国推上超级大国宝座。豪沃思沉思道：“若非荷兰人占据香料群岛，英国人便不会转战印度。“历史正是如此分配胜利果实，造就政客与君主们坦然笑纳的战利品与桂冠。

瓦拉达拉詹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的撰稿人，同时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

刊登于2023年6月3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