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美丽：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评论：定格独特灵魂 - 《华尔街日报》

**与其执着于某种泛泛的“身份”，**曾几何时，艺术家们更关注个体的品格。在1874年撰写的《我的玻璃屋纪事》中，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记述了她的摄影实践与职业生涯，她盛赞玛丽·希利尔——这位多次合作的模特——拥有"非凡的品格特质与独特的心灵色彩"。这正是卡梅隆试图通过笨重的大画幅相机玻璃底片捕捉的精华，也是我们在摄影艺术博物馆(MoPA)举办的"惊鸿之美：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展览93幅展品中看到的精髓。

卡梅隆(1815-1879)出生于加尔各答，母亲是法国人，英国籍父亲供职于东印度公司。1848年，当比她年长二十岁的丈夫从英国殖民政府退休后，她移居英格兰。他们最终定居于怀特岛上的弗雷什沃特，这个距英国海岸两英里的小镇深受维多利亚时代名流青睐。直到1864年，48岁的她才在女儿和女婿赠送相机后开启摄影生涯。此后12年间，在她与丈夫前往锡兰(斯里兰卡)之前，她为亲友、仆从及杰出的友邻拍摄了数千幅肖像。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前身很早就收藏了她的作品，如今V&A博物馆更拥有991幅卡梅隆原作。该馆巡回摄影展策展人丽莎·斯普林格与摄影部高级策展人玛尔塔·韦斯共同策划了本次展览。圣地亚哥站结束后，展览将巡展至巴黎网球场美术馆，随后前往美国两个已确定但尚未公布的场馆。

MoPA给我寄了一本由V&A出版的卡梅伦画册，翻阅时我写下这样的笔记：“你会爱上她镜头下的女性”。所以当我来到MoPA美术馆，看到四幅玛丽·瑞安照片旁的展墙文字时不禁莞尔：“一位名叫亨利·约翰·斯特德曼·科顿的绅士在看到瑞安的照片后坠入爱河。他们最终结婚，她也成为了科顿夫人”。卡梅伦在伦敦遇见瑞安时，她还是个乞讨的小女孩，后来卡梅伦让她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接受教育，雇佣她做仆人，并让她担任模特。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是卡梅伦的灵感来源之一；她经常将相机贴近拍摄对象，比如1867年为瑞安拍摄的《野花》，这种手法创造出令人身临其境的人物特质，让你感觉认识画中人。

卡梅伦为同时代许多伟人拍摄过肖像。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称她1865年为自己拍摄的照片是"肮脏的修道士"。1867年拍摄的托马斯·卡莱尔侧脸照捕捉到了这位历史学家惊人的专注力。查尔斯·达尔文表示比起其他肖像，他更喜欢她1868年的作品。天文学家、博学者约翰·赫歇尔爵士是密友；她1867年为其拍摄的肖像是系列名人碳印照片之一，这些耐久性作品用于销售。1868年丁尼生带着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来找卡梅伦，让她"为他留下不朽形象"。这些蓄长须、留乱发的男性常披古典长袍，以简洁背景衬托，呈现出高贵永恒的气质。

卡梅伦镜头下的女性充满生命力且美丽，但全无当时美女照片常见的艳俗感；她们身上带着某种庄重气质。部分原因是她们常被塑造成圣经人物——1866年的《利百加》、1865-66年天使加百列向圣母报喜的《圣母领报》、1864年圣母玛利亚与伊丽莎白相会的《圣母往见》，有时则化身古典文学形象：玛丽·希利尔饰演激情诗人《萨福》（1865）、《喀耳刻》（1865）和《酒神女祭司》（1867）。卡梅伦从莎士比亚戏剧汲取灵感，根据《爱的徒劳》歌谣诗句创作《杂色雏菊》（1870-74），以及源自《暴风雨》的《普洛斯彼罗与米兰达》（1865）。丁尼生诗歌催生了《月光下的莫德》（1864-65）、《少女的玫瑰花蕾园》（1868）和另一幅《莫德》（1867-74）。悲剧性的《格蕾琴》（1870-74）来自歌德《浮士德》，《克丽斯特贝尔》（1866）则取材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同名诗作。还有些源自民间传说，比如令人惊叹的《山泽女神甜蜜自由》（1866），赫歇尔对此评价道：“她简直呼之欲出，头颅仿佛要冲破纸面。这正是你独有的风格。“这些女性几乎都留着飘逸长发，或诗意般勾勒面庞，或与暗色背景融为一体。

当卡梅伦首次向公众展示她的照片时，伦敦摄影学会的成员们批评她在技术上不够专业，因为照片不够清晰，但她故意将镜头设置为柔焦；这使她的图像具有一种仿佛能赋予生命的存在感。她说：“我渴望捕捉眼前所有的美。”而她确实做到了。

迈耶斯先生为《华尔街日报》撰写摄影相关文章。在Instagram上@williammeyersphotography查看他的摄影作品。

本文刊登于2023年5月31日的印刷版，标题为《捕捉超越身份的个人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