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FISA如何为FBI的滥用行为提供保护

近期公布的达勒姆报告揭露了联邦调查局如何在2016年毫无"实际勾结证据"的情况下启动对特朗普与俄罗斯关系的调查。最新解封的法庭文件显示，该局还根据《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款对美国公民进行了数千次不当搜查。

数据令人震惊。这份由秘密涉外情报监视法庭发布的文件指出，联邦调查局对美国公民进行了27.8万次无证不当搜查。时任涉外情报监视法庭首席法官鲁道夫·康特雷拉斯于2022年4月作出裁决，但直至本周五才公之于众。裁决涉及的第702条款授权用于监视海外外国人的电子通讯，但可能偶然包含与美国公民的通信内容。

此类搜查必须合理针对收集外国情报或犯罪证据。如此庞大的违规搜查量印证了法官的观察结论：该局的"合规性问题"已呈现持续性和普遍性。例如，调查人员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对某位（未具名的）国会竞选失败者的1.9万余名捐款者进行了搜查。

涉外情报监视法庭的设立初衷是通过赋予法官对外情报收集的审批权来防止权力。但正如我们所知，这并未能阻止联邦调查局在监视前特朗普助手卡特·佩奇的申请中作伪证。该法庭的监督也未能阻止数十万次第702条款"违规"搜查。康特雷拉斯法官表示，他对联邦调查局新推出的搜查程序"感到鼓舞"——该局声称自采用新程序后违规搜查数量已大幅下降。但他警告称，若问题持续存在，法庭将不得不考虑"其他应对措施"。

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废除《外国情报监视法》法庭。国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因政府滥用窃听行为而创立了FISA。当时，罗伯特·博克和劳伦斯·西尔伯曼等法律智者警告称这是个糟糕的主意。博克曾在本报撰文指出，将法官引入本属行政职能的外国情报决策中，其实际效果将是让所有人对其行为“免责”。

这正是已经发生的情况。如果没有FISA法庭，FBI探员和主管就无法以法院监督为政治挡箭牌。他们将必须向选民和国会——后者仍可行使监督权——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今关于FISA滥用的消息将使拜登总统的请求复杂化，他要求国会在12月31日到期前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若使用得当，第702条是防范恐怖主义等外国威胁的重要情报工具。但滥用行为正在削弱公众和政治层面对该条款的支持。一个削弱问责制的程序比完全没有程序更糟糕。

华盛顿FBI总部图片来源：Bryan Olin Dozier/Zuma Press刊载于2023年5月24日印刷版，标题为《FISA如何成为FBI滥权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