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华尔街日报》

凯尔·弗里曼（左）和基思·威廉姆森（右）在《华尔街日报》风险与合规论坛上探讨了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困境。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当前的外交紧张局势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自然影响着在华经营的美国及其他外资企业。但影响程度如何？我们邀请两位拥有中国及东南亚市场经验的专家分享见解。

基思·威廉姆森作为Alvarez & Marsal伦敦争议解决与调查团队的董事总经理，曾用九年时间领导该公司在香港及中国内地的亚洲争议解决业务。 凯尔·弗里曼是亚洲外商直接投资咨询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的合伙人，为客户提供中国市场进入策略、企业架构搭建、以及涉及中国内地、香港及东南亚投资的税务与法律问题咨询。

《华尔街日报》的Richard Vanderford与Nicholas Elliott在近期风险与合规论坛上对两位专家进行了专访。以下是对话节选。

紧张局势与复杂挑战

华尔街日报： 美中关系明显遇冷，但去年双边货物贸易额却创下历史新高。这种对立是否被夸大了？

威廉姆森： 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大量商业往来，这一现状并未改变。对于商界而言，中国不仅能为国际企业提供重要的商品和服务，同时也是美国及其他外国企业销售产品的重要市场。

但即便如此，两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显然存在紧张关系。这使得商业活动在合规治理挑战和法律障碍方面变得更加困难且难以驾驭。

**华尔街日报：**凯尔，这种紧张局势是否已影响到你们的日常业务？

弗里曼： 我认为紧张局势给我们及客户带来了更多复杂性。这涉及多个层面，但中国国内一些监管动态也被相对忽视了。

中国一直在构建应对美方行动的政策工具箱，其中包括《反外国制裁法》等工具。这使得企业必须选择遵守中国法律还是外国法律，从而增加了复杂性。

威廉姆森： 过去12个月出现了一个积极进展：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已能查阅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在香港的审计工作底稿。这显然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

但对于国际企业而言，随着中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新法规的出台，我认为他们面临的挑战只会更大。

**傅瑞伟：**就工具箱而言，我们已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还有《反外国制裁法》授权中国对遵守外国法律的外企采取反制措施。这使企业陷入两难境地，必须选边站队。虽然目前中国尚未真正动用这些法律武器，但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潜在风险正在累积。

**华尔街日报：**基思，数据保护新规对您的工作和客户产生了哪些影响？

**威廉姆森：**我们收集审查的所有数据必须首先在中国境内完成审核，境外不得接触。随后这些数据通常需经过所谓的"国家秘密审查"——由中国律所进行专业评估，以判定文件内容是否包含国家秘密方可出境。自2021年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数据出境所需的流程管控明显强化。

当外国司法机关、监管机构或执法部门要求获取中国企业的数据时，必须经过中国监管机构审查批准后方可跨境提供。这对需要调取境外数据的调查和诉讼案件造成了阻碍，导致处理进程显著延缓。

**华尔街日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清零政策的讨论。从商业角度来看，这一政策还有现实意义吗？是否仍存在后续影响？

**弗里曼：**我们看到经济正逐步恢复正常。现在也可以前往中国了。因此我认为这对管理层而言是好事，能够与当地业务建立联系。对于派遣员工进入中国也是有利的。

撤离中国

**华尔街日报：**企业正在撤出中国吗？该地区还有其他低工资的司法管辖区。

**弗里曼：**这种趋势在近期紧张局势前就已存在。此前主要是成本驱动，而现在我们认为除了成本和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的风险对冲外，供应链多元化以增强韧性也成为考量因素。

企业关注的主要国家包括墨西哥，在亚洲我们看到对越南和印度的兴趣。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确实做得很好，提供税收优惠、免税期以及非常完善的产业网络。印度也有激励措施，实施了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领导下，该国还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印度这方面的条件也在改善。

**华尔街日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会渗透到商业关系中吗？

威廉姆森：《国家保密法》和《数据隐私法》就是例证，这些法律赋予中国政府对其境内外资企业更多管控权限。这导致数据出境面临更大挑战。

对交易进行尽职调查时，从该国获取必要信息并将其交予企业外国所有者将面临更大挑战。

因此企业确实需要应对这些难题。由于双边关系恶化，这更像是一场长期博弈。但就日常运营而言，我认为目前影响尚不显著。

必须采取审慎态度。若要对潜在商业伙伴或收购目标进行深度审查，应当同时聘请中国律所和第三方机构协助尽职调查，以确保不触犯新出台的法律法规。

**华尔街日报：**尽职调查过程中是否存在文化敏感点？例如美中在新疆强迫劳动问题上立场迥异。

**威廉姆森：**您提及的议题及其他类似问题，在中国当局看来可能涉及国家秘密范畴。这些确实受到法律约束。诸如强迫劳动、台湾关系等任何可能被视为中国政治敏感的话题，都可能被如此定性。若您的尽职调查涉及此类内容，务必寻求中国法律顾问指导，明确行为边界，避免违反那些措辞宽泛、执行标准模糊的法律法规。

**华尔街日报：**乌克兰冲突让许多企业意识到员工和业务可能面临的真实物理威胁。您是否发现员工待遇方面出现抵触情绪或变化？例如，是否要求员工家属留在家中？

**弗里曼：**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核心问题其实是说服外派人员赴华任职。虽然现在可以前往中国，但中层和高层外籍员工普遍存在抵触心理。这可能导致中国本地运营团队与管理层之间出现脱节。

合规管理失误

**华尔街日报：**初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在合规处理方面常犯哪些具体错误？

**弗里曼：**过去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的合规要求可能相对宽松。但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政府正在收紧监管，特别是在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因此，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往往是企业初入中国时容易忽视，却又日益重要的事项。

**华尔街日报：**关于调查和数据获取，获取中国实体可靠数据的难度如何？

**威廉姆森：**若要获取无业务往来的外部企业数据，可通过公开的企业备案和税务申报资料。但这些文件是否真实反映实际情况则是另一回事。近年来针对中企的做空报告多次指出，例如IPO财务招股书申报的营收数据与税务申报存在巨大差异。这正是数据不可靠的根源——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存疑。

**华尔街日报：**大型非中国企业的供应链可能正被越来越多地要求提供各类数据。尝试让这些供应商提供数据是怎样的体验？

**弗里曼：**在中国获取企业运营数据相当困难，尤其是实地获取。尽职调查有时会面临困难甚至无法进行。

这确实是个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审视某些法规时，比如美国方面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等。这将使企业越来越难以遵守此类法规。

**华尔街日报：**是因为中国法律不允许，还是中国商业惯例难以接受？

**弗里曼：**在某种程度上，这两方面因素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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