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弗里希的素描本》书评 - 《华尔街日报》

马克斯·弗里施，约1963年。摄影：美联社对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而言，“语言如同凿子，能剥开一切表象，唯独对秘密束手无策。”言语总在真相边缘游走，真正重要的是言外之意。

在创作出令人不安的荒诞小说（如卡夫卡式误判喜剧《我不是施蒂勒》1954）、道德拷问戏剧（如布莱希特风格探讨排斥与偏见的《安多拉》1961）以及晚年自传体小说《蒙托克》（1975，堪称书信体自叙先驱）之前，弗里施曾是建筑师。恰如其分的是，他最早也最伟大的作品——至今仍矗立在苏黎世的市政游泳池——正是一个虚空容器，配以现代主义风格的跳台，邀人纵身跃入。

尽管著作等身，1991年以79岁高龄离世的弗里施始终痴迷于负空间里的叙事：他初试锋芒选择戏剧创作绝非偶然，毕竟剧场本身就是被虚空定义的场所。他更希望作品能在观众内心凿出空白。“若一部剧能如此设问，让观众从此无法带着未解的困惑生活——必须用自己的人生去书写答案，我便算完成了使命。”他曾这样写道。

弗里施将自我拷问记录在《日记》中（直译为“日记”，但更广为人知的名称“速写本”出自其首位英译者杰弗里·斯凯尔顿1970年代的创意）。这些文字既非私密日志，亦非散文集，更像是思想苗圃而非废纸篓，弗里施自称为“马赛克拼图”。首卷（1946-1949）的诞生源于建筑设计工作使他无暇长篇创作，而第二卷（1966-1971）与身后出版的第三卷（1980年代初撰写）则让速写本成为其标志性文体。如今，在我们崇尚私密与杂糅的时代，这种形式为一度蜚声国际、今渐被淡忘的弗里施注入了新生。得益于印度独立出版社Seagull（其大胆的世界主义精神令人叹服），三卷本全集重版问世，前两册由西蒙·帕尔新译，末卷则由迈克·米切尔于2013年首度英译。译本清澈动人，唯缺导读与详注——对于这些时而像通往庞大陌生体系的钥匙般的作品，这些本可提供有益指引。

“我们像地震观测站里的指针般握着笔，实际上并非我们在书写，而是被书写。”弗里斯赫在第一本书开篇如此写道。这些素描本是以蒙田随笔精神进行的创造性自我观察实践，同时也是他应对战后道德与政治混乱的“自我防御”手段——不仅用于化解瑞士人特有的“无辜者之疚”，也用于面对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在这个被偏见困扰的世界里，个人视角对我而言至关重要。”

弗里斯赫曾作为志愿兵在瑞士军队服役，在与德国接壤的边境站岗长达600天，主要职责是处理德国逃兵。（他于1989年出版著作，颇具挑衅性地主张解散瑞士国防军。）战后他热切地游历德国，那片广袤土地总令他心潮澎湃。“能连续数日旅行而途经的田野仍叫Feld而非champ或campo，这多么美妙。”但他也描绘了德国人苦难的震撼场景，废墟中“连时间都像无人认领的垃圾”，并思索和平的代价——这个贯穿他一生的问题在核时代更显迫切。作为瑞士人和作家，弗里斯赫始终是战争的旁观者与时代的观察者。

小国出身使弗里斯赫渴望体验世界。他足迹遍及欧洲、苏联、日本和墨西哥；80年代他住在纽约苏豪区的阁楼，以比托克维尔更犀利的眼光观察美国。但他的不安分不止于地理层面：这位不知疲倦的情场浪子两度结婚又两度缔结伴侣关系（包括与奥地利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五年的恋情，后者在英语世界的声名早已盖过他）。他的创作形式如同瑞士军刀般多样：素描本里不仅有故事轶事，更在第二卷（涉及68学运、越战和妇女解放议题）充满政治对话和关于未决问题的问卷，如私有财产（“你认为狗是财产吗？”）、婚姻（“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妻子吗？”）和希望（“当你看见逝者，他们哪种希望更显徒劳——已实现的，还是未实现的？”）。有时他直接整段引用报刊书籍——这种手法也见于1979年小说《全新世的人类》，书中那位蒂契诺州度假别墅里对抗生命无意义的主人公，正是弗里斯赫的化身。

与他的祖国一样，弗里施在政治上令人难以捉摸，从未正式加入任何政党。他对人忠诚，却厌恶权力。他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是挚友，但在他的速写集中，这位剧作家首先是一个以智慧和谦逊著称的普通人。他回忆布莱希特朗诵自己诗作时的场景：“他展示词语的方式，就像展示鹅卵石、织物或其他必须自我言自语的物件。“真正留在弗里施记忆中的是他的存在感：“他伟大的影响力总是延迟显现，带着些许滞后，如同回声。”

在这些书中与布莱希特形成鲜明对照的当属亨利·基辛格。1970年5月2日，即美国入侵柬埔寨两天后，弗里施与终身出版商彼得·苏尔坎普造访白宫。弗里施犀利的洞察力将基辛格拉下神坛：“他肩负的责任已膨胀到与这个穿着普通西装的男人毫不相称的地步。“所谓"美国伟大"并未打动弗里施。当阿波罗8号绕月飞行时，他写道：“没理由不继续在这里抽我的烟斗。“而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却引发了他数页激昂的哀悼，他在布鲁克林贫民区目睹的贫困景象同样激起强烈共鸣。

最后一部速写集创作于罗纳德·里根总统任期（弗里施特别注明这位同生于1911年的剧院同行执政时期），最终未能完成。但正因其未竟的草稿状态，这部在老年孤独中写就的作品反而最为动人——当作者的读者只剩下自己时，那些简练而深邃的观察既充满警句又发人深省。这里故事更少，幻想更多。随着友人相继离世，弗里施退隐日常，饶有兴致地描写在王子街观看美国铺路工施工（相比瑞士人"高效但略显马虎”），以及修缮度假屋的琐事。他欣赏为他砌墙的老石匠：“我喜欢观察他：对待石头的温柔手法，对每块石料结构的了解，还有那种积极的耐心。”

这些素描本所展现的，正是那种耐心的理智，一种镇定自若、毫不掩饰的人性——尽管带有一种矛盾的寂静主义色彩，一种旧世界的礼貌，以及只能被形容为瑞士式的具体与怀疑精神。“重要的事物不可言说，存在于字里行间的空白，“弗里施写道。“我们真正关心的至多只能被勾勒：你实际上是在围绕它书写。你环绕其中。“当你可以在地球上筑起一堵墙——或是一个游泳池时，为何还要建造空中楼阁呢？

诺曼先生是一位自由撰稿人。

刊登于2023年5月20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