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评论:一部关于真理捍卫者的新传记 - 《华尔街日报》
Dominic Green
乔治·奥威尔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中。图片来源:弗农·理查兹遗产基金会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仁爱部"和"101号房间"的创造者,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65号病房第二次结婚。他的病床距离参议院大楼不远,正是这座建筑启发了"真理部"的设定。新郎因肺结核奄奄一息,身着一件深红色灯芯绒夹克。新娘索尼娅·布朗内尔曾是小说司朱莉娅角色的原型。仪式结束后,她与证婚人前往丽兹酒店共进午餐。百日后,1950年1月21日,46岁的奥威尔与世长辞。
爱与真理,真实与虚构,埃里克·布莱尔与乔治·奥威尔。布莱尔创造了奥威尔作为时代的良心,而奥威尔成为了我们时代的良知。“奥威尔式"意味着"双重思想"和"新话”——为政治目的对语言的操控;“奥威尔"则代表诚实与清晰,正直与勇气。然而奥威尔与所有作家一样,也是语言的操控者,其创作始终带有明确政治意图。《动物庄园》(1945)不是儿童寓言,《一九八四》(1949)亦非爱情故事。这些体裁被奥威尔的母题美学性地解构:碾压个体的强权,以及他在论狄更斯的文章中所写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散发着陈腐气味的正统思想”。
作家奥威尔刻意模糊了凡人布莱尔的面貌。“除非不断努力消除个人特质,否则写不出可读之物”,他在《我为何写作》(1946)中宣称。他生前拒绝传记出版,但其传奇的狂热守护者索尼娅最终允许伯纳德·克里克执笔。这位政治理论家写出了一部政治传记。2003年,小说家兼文学史家D.J.泰勒在《奥威尔:一生》中揭示了伦敦文人奥威尔的形象。而泰勒新作《奥威尔:新生》通过新发现的书信与最后在世知情者的访谈,丰满呈现了奥威尔的情感世界,拼凑出完整肖像。这部叙事精湛、评断精微的著作虽非卷帙浩繁的奥威尔研究之终章,必将成为该领域的核心丰碑。
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年出生于英属印度。泰勒先生写道,布莱尔家族"沉闷、苏格兰血统且家道中落"。其祖先曾通过牙买加的蔗糖和奴隶贸易发家,儿子——即奥威尔的曾祖父——娶了伯爵之女,但家财终被挥霍一空。奥威尔的父亲理查德是印度殖民政府的副鸦片稽查员,母亲艾达·利穆赞出身于与木材茶叶业有往来却无积蓄的造船世家。在"体面节俭"环境中长大的奥威尔,对阶级歧视异常敏感。
天生支气管缺陷的奥威尔,是爱德华时代盛世中的病弱孩童。他自诩"下层中上阶级",这一身份伴随终身。8岁时他被送往圣塞浦里安男子寄宿学校。奥威尔在《如此欢乐年代》中对该校的控诉如此尖锐,直至1968年才在英国出版。他指控被学童称为"桑博"和"弗利普"的校长夫妇偏袒、势利且施虐成性。据奥威尔描述,桑博曾用马鞭抽打尿床学童直至鞭柄断裂,弗利普则恣意撤回关爱,沉溺于违背母职的快感。
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的同窗——包括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认为其描述过于夸张。有人称弗利普是其生命中"杰出的女性",尽管"曾逼他吞下自己的呕吐物"。弗利普辩称少年布莱尔"拒绝接受给予他的关爱"。泰勒先生认为,这所学校"毁了奥威尔的人生",强烈的阶级意识加剧了他的精神折磨,即便该校为他赢得了通往伊顿公学——那个阶级地狱的核心圈——的奖学金。
在伊顿公学,这位"早慧聪颖"的学生学业成绩平平,不过他很喜欢由奥尔德斯·赫胥黎教授的法语课。奥威尔怀有文学抱负,但他的品味偏向中产阶级偏下的层次。他被一群传奇的伊顿校友所掩盖,其中包括康诺利、安东尼·鲍威尔、亨利·格林和哈罗德·阿克顿。他们去了牛津大学;奥威尔则加入了缅甸警察部队。
1922年至1927年间,奥威尔在缅甸度过。他在描写这段经历时抹去了个人特质,只留下对行使权力的巧妙厌恶与享受快感时的负罪兴奋。泰勒先生写道,他可能吸食过鸦片并经常光顾"仰光的码头妓院",但证据并不明确。作者确实指出反帝文章《绞刑》(1931)借鉴了萨克雷的《去看一个人被绞死》(1840)。
1927年,奥威尔休假回到英格兰,决心与童年好友杰辛莎·巴迪科姆结婚。而她却已怀上哥哥朋友的骨肉,并在两个月前秘密分娩。她的家人没有告诉奥威尔这件事,也没有透露她的下落,这可能影响了奥威尔决定辞去殖民地职务成为作家。他放弃家族与阶级的行为令父母"震怒"。不久后,他在伦敦朋友的公寓换上破旧西装,漫游到东区,通过在一家寄宿旅馆过夜开始了《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的创作调研。
《落魄记》出版时奥威尔改了名字,但他在贫民窟和餐厅厨房里的谈吐仍保持着英国上流社会的特征:对情感和女性手足无措,厌恶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尤其嫌恶肮脏的欧陆厕所。就像他小说《缅甸岁月》(1934)中脸上有胎记的主人公一样,奥威尔无法摆脱出身。他隐藏这些特质以开展他的阶级战争。
“乔治”是国王的名字,也是主人对仆人的通用称呼。奥威尔本是萨福克郡的一条河流。乔治·奥威尔刻意追求“廉价粗犷的发型”,操着“刻意模仿的伦敦东区拖腔”,但这种姿态骗不了任何人。他亲手卷制烟草,但灯芯绒长裤和“剪裁精良的运动夹克”皆出自定制。他自制腌菜,但伊顿公学的朋友们总能在困境中施以援手。
1930年代的政治作家们为“政治立场”饱受煎熬。对奥威尔而言,体验贫民生活的苦楚正是其信念的证明。他瘦削的面容宛如埃尔·格列柯笔下的圣徒,又似毕加索《老吉他手》(1903-04)中那个以扭曲姿态预示未来苦难的孤独身影。1936年,奥威尔通过了两重考验:他与正在攻读教育心理学的艾琳·奥肖内西成婚,随后二人共赴西班牙内战支援共和军。为筹措旅资,他典当了家族银器。在前线服役于托派民兵组织时,他被子弹击中颈部却幸免于难。泰勒先生写道,西班牙“彻底摧毁了他本已孱弱的健康”。
奥威尔的阶级敌人正是他自己的阶级与政治同路人。在西班牙目睹苏联操控的共产党后,他成为“共产主义骗局”的激烈批判者。我们确知奥威尔反对暴政及其必需的欺骗,因为他对此直言不讳。赴西班牙前,他自诩为“托利无政府主义者”;归来后,改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然而他的政治观始终如爱德华时代般守旧,其小说创作也始终承袭H·G·威尔斯的风格。
“世界的问题在于,”奥威尔临终前在病床上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我们还能让他们彼此以礼相待吗?”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机械决定论。体面并非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社会伦理,是经过英国国教礼仪淬炼的基督教人性尊严观。
奥威尔对艾琳并未做到“体面”——她在子宫切除手术失败后孤独离世——但他成功触动了同代人的良知。当记者乔治·伍德柯克退回战时那盘水煮鳕鱼配芜菁叶时,奥威尔吃下并称赞其美味。他向伦敦工人阶级出身的V.S.普里切特讲授养羊的经济学,又询问安东尼·鲍威尔是否在公园里发生过性关系(这位娶了朗福德伯爵之女的作家予以否认)。
1939年战争暴露了奥威尔政治观的悖论:“不击败希特勒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但固守19世纪经济政治体系又无法击败希特勒。”他意识到,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正是体面生活的敌人。在BBC从事战时宣传的奥威尔认为,现代极权者与古代暴君的区别在于技术能让他们窥探人类灵魂。《一九八四》中,拷问者奥布莱恩不仅要外在服从,更要内心皈依。
战争塑造了我们所知的奥威尔。与丘吉尔、伊夫林·沃一样,他发现爱德华时代的体面是抵御野蛮的最后屏障,这种精神气质仍有市场。其四部小说是对“1890-1914黄金年代”的挽歌,而《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则成为当代政治噩梦。他留下大量新闻作品,包括关于文学、大众文化及英国特性的卓越散文,但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政治与英语》和《我为何写作》中对清晰诚实表达的捍卫。
《一九八四》的出版日期被提前至1949年6月8日,以便让奥威尔比丘吉尔的《至暗时刻》早三周面世。该书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泰勒先生写道,奥威尔成功"创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反乌托邦世界,让读者真切关注角色的命运"。如同济慈的颂诗,《一九八四》散发着病房里那种高烧般的清醒。然而奥威尔的思想信念始终深刻而坚定。正如安东尼·鲍威尔笔下某个人物所言,这"是个教养问题"。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皇家历史学会会员。
刊载于2023年5月20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