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评论：一部关于真理捍卫者的新传记 - 《华尔街日报》

乔治·奥威尔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照片中。图片来源：弗农·理查兹遗产基金会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仁爱部"和"101号房间"的创造者，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65号病房第二次结婚。他的病床距离参议院大楼不远，正是这座建筑启发了"真理部"的设定。新郎因肺结核奄奄一息，身着一件深红色灯芯绒夹克。新娘索尼娅·布朗内尔曾是小说司朱莉娅角色的原型。仪式结束后，她与证婚人前往丽兹酒店共进午餐。百日后，1950年1月21日，46岁的奥威尔与世长辞。

爱与真理，真实与虚构，埃里克·布莱尔与乔治·奥威尔。布莱尔创造了奥威尔作为时代的良心，而奥威尔成为了我们时代的良知。“奥威尔式"意味着"双重思想"和"新话”——为政治目的对语言的操控；“奥威尔"则代表诚实与清晰，正直与勇气。然而奥威尔与所有作家一样，也是语言的操控者，其创作始终带有明确政治意图。《动物庄园》（1945）不是儿童寓言，《一九八四》（1949）亦非爱情故事。这些体裁被奥威尔的母题美学性地解构：碾压个体的强权，以及他在论狄更斯的文章中所写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散发着陈腐气味的正统思想”。

作家奥威尔刻意模糊了凡人布莱尔的面貌。“除非不断努力消除个人特质，否则写不出可读之物”，他在《我为何写作》（1946）中宣称。他生前拒绝传记出版，但其传奇的狂热守护者索尼娅最终允许伯纳德·克里克执笔。这位政治理论家写出了一部政治传记。2003年，小说家兼文学史家D.J.泰勒在《奥威尔：一生》中揭示了伦敦文人奥威尔的形象。而泰勒新作《奥威尔：新生》通过新发现的书信与最后在世知情者的访谈，丰满呈现了奥威尔的情感世界，拼凑出完整肖像。这部叙事精湛、评断精微的著作虽非卷帙浩繁的奥威尔研究之终章，必将成为该领域的核心丰碑。

埃里克·阿瑟·布莱尔1903年出生于英属印度。泰勒先生写道，布莱尔家族"沉闷、苏格兰血统且家道中落"。其祖先曾通过牙买加的蔗糖和奴隶贸易发家，儿子——即奥威尔的曾祖父——娶了伯爵之女，但家财终被挥霍一空。奥威尔的父亲理查德是印度殖民政府的副鸦片稽查员，母亲艾达·利穆赞出身于与木材茶叶业有往来却无积蓄的造船世家。在"体面节俭"环境中长大的奥威尔，对阶级歧视异常敏感。

天生支气管缺陷的奥威尔，是爱德华时代盛世中的病弱孩童。他自诩"下层中上阶级"，这一身份伴随终身。8岁时他被送往圣塞浦里安男子寄宿学校。奥威尔在《如此欢乐年代》中对该校的控诉如此尖锐，直至1968年才在英国出版。他指控被学童称为"桑博"和"弗利普"的校长夫妇偏袒、势利且施虐成性。据奥威尔描述，桑博曾用马鞭抽打尿床学童直至鞭柄断裂，弗利普则恣意撤回关爱，沉溺于违背母职的快感。

奥威尔在圣塞浦里安的同窗——包括评论家西里尔·康诺利——认为其描述过于夸张。有人称弗利普是其生命中"杰出的女性"，尽管"曾逼他吞下自己的呕吐物"。弗利普辩称少年布莱尔"拒绝接受给予他的关爱"。泰勒先生认为，这所学校"毁了奥威尔的人生"，强烈的阶级意识加剧了他的精神折磨，即便该校为他赢得了通往伊顿公学——那个阶级地狱的核心圈——的奖学金。

在伊顿公学，这位"早慧聪颖"的学生学业成绩平平，不过他很喜欢由奥尔德斯·赫胥黎教授的法语课。奥威尔怀有文学抱负，但他的品味偏向中产阶级偏下的层次。他被一群传奇的伊顿校友所掩盖，其中包括康诺利、安东尼·鲍威尔、亨利·格林和哈罗德·阿克顿。他们去了牛津大学；奥威尔则加入了缅甸警察部队。

1922年至1927年间，奥威尔在缅甸度过。他在描写这段经历时抹去了个人特质，只留下对行使权力的巧妙厌恶与享受快感时的负罪兴奋。泰勒先生写道，他可能吸食过鸦片并经常光顾"仰光的码头妓院"，但证据并不明确。作者确实指出反帝文章《绞刑》（1931）借鉴了萨克雷的《去看一个人被绞死》（1840）。

1927年，奥威尔休假回到英格兰，决心与童年好友杰辛莎·巴迪科姆结婚。而她却已怀上哥哥朋友的骨肉，并在两个月前秘密分娩。她的家人没有告诉奥威尔这件事，也没有透露她的下落，这可能影响了奥威尔决定辞去殖民地职务成为作家。他放弃家族与阶级的行为令父母"震怒"。不久后，他在伦敦朋友的公寓换上破旧西装，漫游到东区，通过在一家寄宿旅馆过夜开始了《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的创作调研。

《落魄记》出版时奥威尔改了名字，但他在贫民窟和餐厅厨房里的谈吐仍保持着英国上流社会的特征：对情感和女性手足无措，厌恶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尤其嫌恶肮脏的欧陆厕所。就像他小说《缅甸岁月》（1934）中脸上有胎记的主人公一样，奥威尔无法摆脱出身。他隐藏这些特质以开展他的阶级战争。

“乔治”是国王的名字，也是主人对仆人的通用称呼。奥威尔本是萨福克郡的一条河流。乔治·奥威尔刻意追求“廉价粗犷的发型”，操着“刻意模仿的伦敦东区拖腔”，但这种姿态骗不了任何人。他亲手卷制烟草，但灯芯绒长裤和“剪裁精良的运动夹克”皆出自定制。他自制腌菜，但伊顿公学的朋友们总能在困境中施以援手。

1930年代的政治作家们为“政治立场”饱受煎熬。对奥威尔而言，体验贫民生活的苦楚正是其信念的证明。他瘦削的面容宛如埃尔·格列柯笔下的圣徒，又似毕加索《老吉他手》（1903-04）中那个以扭曲姿态预示未来苦难的孤独身影。1936年，奥威尔通过了两重考验：他与正在攻读教育心理学的艾琳·奥肖内西成婚，随后二人共赴西班牙内战支援共和军。为筹措旅资，他典当了家族银器。在前线服役于托派民兵组织时，他被子弹击中颈部却幸免于难。泰勒先生写道，西班牙“彻底摧毁了他本已孱弱的健康”。

奥威尔的阶级敌人正是他自己的阶级与政治同路人。在西班牙目睹苏联操控的共产党后，他成为“共产主义骗局”的激烈批判者。我们确知奥威尔反对暴政及其必需的欺骗，因为他对此直言不讳。赴西班牙前，他自诩为“托利无政府主义者”；归来后，改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然而他的政治观始终如爱德华时代般守旧，其小说创作也始终承袭H·G·威尔斯的风格。

“世界的问题在于，”奥威尔临终前在病床上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人们不再信仰上帝，我们还能让他们彼此以礼相待吗？”这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机械决定论。体面并非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社会伦理，是经过英国国教礼仪淬炼的基督教人性尊严观。

奥威尔对艾琳并未做到“体面”——她在子宫切除手术失败后孤独离世——但他成功触动了同代人的良知。当记者乔治·伍德柯克退回战时那盘水煮鳕鱼配芜菁叶时，奥威尔吃下并称赞其美味。他向伦敦工人阶级出身的V.S.普里切特讲授养羊的经济学，又询问安东尼·鲍威尔是否在公园里发生过性关系（这位娶了朗福德伯爵之女的作家予以否认）。

1939年战争暴露了奥威尔政治观的悖论：“不击败希特勒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但固守19世纪经济政治体系又无法击败希特勒。”他意识到，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正是体面生活的敌人。在BBC从事战时宣传的奥威尔认为，现代极权者与古代暴君的区别在于技术能让他们窥探人类灵魂。《一九八四》中，拷问者奥布莱恩不仅要外在服从，更要内心皈依。

战争塑造了我们所知的奥威尔。与丘吉尔、伊夫林·沃一样，他发现爱德华时代的体面是抵御野蛮的最后屏障，这种精神气质仍有市场。其四部小说是对“1890-1914黄金年代”的挽歌，而《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则成为当代政治噩梦。他留下大量新闻作品，包括关于文学、大众文化及英国特性的卓越散文，但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政治与英语》和《我为何写作》中对清晰诚实表达的捍卫。

《一九八四》的出版日期被提前至1949年6月8日，以便让奥威尔比丘吉尔的《至暗时刻》早三周面世。该书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泰勒先生写道，奥威尔成功"创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反乌托邦世界，让读者真切关注角色的命运"。如同济慈的颂诗，《一九八四》散发着病房里那种高烧般的清醒。然而奥威尔的思想信念始终深刻而坚定。正如安东尼·鲍威尔笔下某个人物所言，这"是个教养问题"。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皇家历史学会会员。

刊载于2023年5月20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