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论科米在达勒姆事件中的责任
Kimberley A. Strassel
2018年,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份令人震惊的情报,暗示在反对派研究员开始向FBI提供他那份声名狼藉的档案之前,俄罗斯人可能已经策反了克里斯托弗·斯蒂尔的消息来源。同样令人震惊的是随后下达的指令。
根据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的报告,审查该情报的团队在与特朗普-俄罗斯勾结调查高层成员的会议中被告知要"谨慎行事",因为"与斯蒂尔相关的问题正受到严格审查"。反间谍部门副助理主任迪娜·科尔西随后下令调查结果只能"口头"汇报。一名FBI律师告诉达勒姆团队,这是他"在FBI听到过的最不恰当的行动或职业声明",他感到"极为震惊",因此退出了审查工作。该律师不清楚具体是谁下达的命令,但表示科尔西女士"代表FBI领导层发言"。
读者不会在报告中找到前局长詹姆斯·科米或前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的许多直接引述——两人都拒绝与达勒姆合作。科米公开与事件保持距离,精进其"我不记得"的话术。达勒姆报告揭穿了这一说辞,进而解释了问题所在。特朗普调查是由"七楼"(FBI高层)主导的——两位热衷于扮演政治造王者角色的男性,他们打破了所有规则。
勾结调查的根源可追溯至2016年4月初,当时科米要求下属提供"与任何总统候选人相关的信息"(当时他已深陷希拉里·邮件门调查)。报告称,他随后获悉纽约外勤办公室正在调查新任命的特朗普顾问卡特·佩奇。调查重点并非"关注佩奇",而是"俄罗斯人接触"他的行为。然而佩奇案及"类似案件"却成为"科米局长的首要任务"。
2016年7月,当联邦调查局获悉特朗普另一名顾问与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对话后,麦凯布副局长立即指示探员彼得·斯特尔佐克跳过所有初步程序,直接启动全面反间谍调查。无独有偶,当联邦调查局从克林顿阵营律师处获得关于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通讯的"秘密服务器"情报时,尽管网络犯罪部门和芝加哥分部的探员均持怀疑态度,高层仍下令展开彻查。一名探员透露:“包括局长在内的七楼高层对这个服务器线索异常兴奋。“麦凯布后来向监察长证实,科米局长"每天都会听取相关简报”。这与科米日后接受福克斯新闻布雷特·拜尔访谈时声称"仅粗略了解细节"的表述形成鲜明对比。
所有调查线索最终都汇总至联邦调查局总部。基层探员曾多次要求约谈佩奇——据探员称这一常规举措"再合理不过”,达勒姆报告也指出此举本可平息事态——却遭到科米和麦凯布的阻拦,二人执意要获取对佩奇的秘密监控令。负责申请监控令的检察官回忆称,高层不断施压要求加速审批,称"局长要了解进展",麦凯布更是催促"立即推进"。当司法部助理副部长对申请材料过度依赖克林顿阵营雇佣的研究员斯蒂尔表示担忧时,监控令支持者直接越级请示科米与麦凯布,最终获示"不必理会异议,继续推进"。
达勒姆报告中充斥着探员们的挫败感回忆,他们被"排除在信息流和决策流程之外",并在反对无根据调查时遭到压制。2017年一名探员被告知,他的主要工作是续签佩吉监视申请。但他的团队并不认为佩吉是"威胁",认为这项调查是"徒劳无功的"。当他向上级汇报时,却被"忽视并指示继续执行"。
该主管告诉达勒姆团队这"不正常",她"不知道为何七楼如此深度介入",但感觉她的上司——反情报部门负责人比尔·普里斯特普——“没有决策权,必须获得高层批准”。普里斯特普向达勒姆调查人员表示,当下属斯特佐克和丽莎·佩吉在他不同意其做法时"绕过他直接找七楼",这让他"抓狂"。2018年当错误开始暴露时,那个七楼部门下令审查团队停止书面记录。
有人呼吁解散FBI作为对达勒姆报告的回应。但报告显示基层人员恰恰在做FBI应做之事——质疑、核实。问题出在傲慢的领导层,他们摒弃了常规监督程序——七楼部门独断专行,罔顾规则,漠视真相,且不受上级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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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检察官约翰·达勒姆离开华盛顿联邦法院,2022年5月23日。照片:塞缪尔·科鲁姆/祖马新闻社刊登于2023年5月19日印刷版,标题为《达勒姆论科米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