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评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余音未散——《华尔街日报》

1966年前后，北京某集会上，红卫兵挥舞着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图片来源：Pictures from History/Universal Images Group/Getty Images1970年的一个夜晚，一位名叫方忠谋的女性对文化大革命忍无可忍。她的丈夫被指控为"资本家"，遭到少年红卫兵的酷刑殴打。她被迫屈从，甚至亲自揭发丈夫，眼睁睁看着他被打到尿血。这位女性还因父亲被划为地主，在工作单位忍受了多年审问。她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从未公开批评这场席卷中国的混乱的缔造者——毛主席。

但在1970年的那个夜晚，当她在家里洗衣服时，某种情绪决堤了。她开始激烈抨击毛泽东。当时只有她的儿子在场听见。这就足够了。“你敢反对敬爱的毛主席，“儿子对她说，“我就砸烂你的狗头。“他举报了母亲。官员带走了她，随之而来的是两个月残酷的"批斗会”——方忠谋跪在地上，脖子上挂着牌子，遭受殴打、辱骂和谴责。最后，她和无数人一样被处决了。

这个将母亲送上绝路的儿子，是塔妮娅·布拉尼根《红色记忆》中众多震撼人心的研究对象之一。这本书探讨了当代中国如何记忆19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儿子成年后深陷愧疚，努力保护母亲当年被处决的荒废场所不被开发蚕食。“妈妈！我来了！“当他带着外国记者来到母亲墓前时这样喊道。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宣称在中国实现和谐有序领导背后潜伏的怪物。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狂热的青年背叛了他们的老师、父母和所有权威人物。这是一个酷刑和暴力的时代，在许多情况下，施暴者仅仅是孩子。没有人是安全的——施暴者变成了受害者，受害者又进行报复。多达两百万人死亡，数千万人的生活被摧毁。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无处不在的象征——数百万人高举他的《毛主席语录》游行，暴力行为以他的名义进行。党在他1976年去世后试图降低他的地位，但从未完全否定他。他的肖像仍然悬挂在天安门广场上，他的面容仍然印在中国的货币上。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最初几十年里，大量痛苦的回忆录和“伤痕文学”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发声，但这些公开的反思早已消失。在《红色记忆》中，作者探讨了21世纪的中国人们如何继续处理政府宁愿抹去的集体创伤，尽管党本身也无法将毛泽东抛在脑后。这本书通过一系列与半个世纪前事件相关的人物和场景的描绘展开。

重庆的一个红卫兵公墓——全国唯一的官方纪念场所——几乎从未对公众开放。广东省一个私人建立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布兰尼根女士在便衣警察的跟踪下未能进入。一个公园，前“知识青年”定期在那里聚会，回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农村的贫困生活。一个网站，前红卫兵在那里分享他们的故事。也许最令人不安的是她观察到的对这个时代的怀旧——主题餐厅，出租自己参加生日派对的毛泽东模仿者（布兰尼根女士指出，“在中国不被允许作为历史的东西，被允许作为娱乐”）。

严格来说，作者讲述的故事并非秘密——布兰尼根女士采访的大多数人本就渴望倾诉；他们希望被听见、被呈现、被分享、被连接——而她为外国读者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这本书记录了他们追寻意义的过程，即便这种追寻往往徒劳无功。一位曾遭残酷折磨的作曲家告诉布兰尼根，他原以为暴力背后存在某种宣泄机制，某种能凝聚人心的矫正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根本没有帮到他们，“他这样评价施暴者，“他们只想把我们活活打死。”

布兰尼根是位富有同理心的记录者，但绝非天真。她指出，聚集在公园里的知青们并非集体下放；若他们讲述的故事存在错漏，也无人能够纠正。当与那位将母亲推向死亡的儿子交谈时，她察觉到他晚年自责中隐含的虚伪痕迹（“我的疑虑始于张的眼泪，和我自己干涸的眼眶，“她写道）。但她明白，即便最利己的往事重构，对深信不疑者仍具深刻意义。“我们总将记忆视为检索，“她写道，“实则它是创造行为。”

本书素材收集于2008至2015年间，当时布兰尼根任《卫报》驻华记者。她尖锐地指出，如今已无法进行此类采访。过去几年间，那些试图铭记党要求遗忘历史的人承受着更沉重的压力。十年前与她畅谈的人们，今日可能不敢再冒此风险。网络纪念平台悉数关闭。这一切都是习近平打击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组成部分——这个奥威尔式短语实际意指其反义。在习近平的语境中，“虚无主义"意味着相信任何与党精心构建的叙事相左的中国历史版本。若不信奉党的教导，便是信奉虚无。

但正如布兰尼根女士在这本引人深思的著作中所揭示的，历史并非如此轻易被抹去。《红色记忆》的封面图案是一件文革时期的陶瓷纪念品：两名面颊红润的红卫兵两侧，站着一位挥舞着类似斧柄的工人；他们脚下跪着一位灰发男子，低垂的眼帘下，挂着沉重标牌的脖颈被细铁丝勒出血痕（书中特别注明）。这种扭曲的欢乐塑像，正是布兰尼根笔下共产党推崇的"红光亮"艺术典范——唯有与红卫兵的狂热共情者才会对此产生怀旧情绪，而非对受难者的悲悯。这件工艺品精准呈现了当下文革记忆的特质：未被遗忘，却只被允许以净化过的滑稽形式公开纪念，而受害者的创伤仍在暗处持续灼烧。当历史被装点得光彩夺目，它便沦为庸俗的装饰品。然而在这艳丽摆件的内核，仍蛰伏着黑暗力量，如同禁锢在瓶中的精灵，躁动不安。

本文作者普拉特系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教授，著有《帝国黄昏：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黄金时代的终结》。

刊载于2023年5月13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