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虚假的阿贝·福塔斯类比》
Ilya Shapiro
阿贝·福塔斯最近频频登上新闻——对于一个1982年就已离世的人来说实属罕见。在民主党人和党派记者发起运动,以"道德"违规为由抹黑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媒体纷纷援引1969年福塔斯辞职的案例,暗示他们不认可的大法官或许应该效仿。
但两者毫无可比性。福塔斯是任人唯亲和腐败的化身:他直接牵涉到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当事人利益冲突,并为一名被调查、起诉并最终定罪的联邦重罪商人提供法律咨询。他还长期担任总统顾问,而该届政府(如同历届政府一样)多次成为最高法院诉讼当事人。现任大法官中没有任何人受到过哪怕稍可类比的指控。
1940年代在內政部任职期间,福塔斯经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引荐结识了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后来在1948年参议院初选争议(该案最终诉至最高法院)中,福塔斯担任了约翰逊的代理律师。入主白宫后,约翰逊继续就行政命令起草、种族争议的法律影响及政治策略等事务征询福塔斯意见。1965年约翰逊任命福塔斯进入最高法院后,这位大法官甚至在办公室安装了与恩主的专线电话。传记作家布鲁斯·墨菲统计显示1966年10月至1968年12月间,福塔斯与总统的私下联系达254次。
1968年6月,当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退休时,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名福塔斯接任,却误判了这个动荡大选年的政治风向。福塔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表现更是雪上加霜——他矢口否认曾向总统提供法律建议或参与政策制定。用传记作家劳拉·卡尔曼的话说:“他就是在撒谎。“当福塔斯向委员会表示不记得曾向总统推荐人事任命时,约翰逊竟下令白宫幕僚销毁所有与福塔斯的往来记录。
这场为期四天的听证会还披露:美利坚大学1968年夏季聘请福塔斯讲授系列课程时,向其支付了1.5万美元(相当于现今13万美元,近乎大法官年薪的40%),资金来源于福塔斯前客户及合伙人的私人渠道。尽管这笔酬劳合法,但其来源与金额(相当于其他讲师收入的七倍)引发哗然。福塔斯拒绝进一步向委员会解释,但提名仍获通过。
尽管民主党当时以64:36掌控参议院,福塔斯却在全院表决时遭遇两党联合阻挠。1968年10月1日,终止辩论的动议仅获45票支持,远未达到67票的通过门槛。福塔斯由此成为史上首位(也是迄今唯一)因冗长议事规则受阻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即便进入表决程序,他也难以获得简单多数支持。约翰逊最终撤回提名。
1969年5月,《生活》杂志曝出猛料:福塔斯在1965年10月宣誓就职当月,竟与正因证券欺诈接受调查的前客户路易斯·沃尔夫森家族基金会签订合约。该基金会承诺每年支付2万美元换取"未指明内容的法律咨询”,其中可能包括谋求总统特赦。福塔斯在1968年收取首笔款项,待沃尔夫森被起诉后(该富豪最终获刑九个月),才于11个月后退款并终止协议。
福塔斯曾否认与沃尔夫森的事务有任何牵连,但在1969年5月15日——文章发表不到两周、众议院提交弹劾决议数日后——他选择了辞职。
后续披露的细节揭示了福塔斯无法继续留任的原因。1970年沃尔夫森出狱后,他秘密录下了与福塔斯的对话。这位前大法官试图阻止对方公开11页往来信件,其中包括涉及证交会调查的通信,以及沃尔夫森请求福塔斯协助获取总统特赦的信件。谈及后者时沃尔夫森说:“那是我唯一一次向您求助。1969年4月我给您写过信——您记得吗?……我说’我现在不能入狱,能否请您设法让约翰逊总统联系尼克松先生争取特赦’"。
“路易,别向媒体透露这事,“福塔斯回应道,“因为那会显得非常糟糕。”
对话记录证实,福塔斯在担任大法官期间深度参与了为沃尔夫森提供咨询。他甚至承诺直接向证交会主席斡旋,不过最终似乎并未践行。
记录还显示,1965年7月22日的信件中,沃尔夫森承诺若福塔斯接受林登·约翰逊的最高法院提名,将提供经济支持。福塔斯曾以财务损失为由表示要拒绝提名,但六天后仍接受了任命。当时福塔斯已意识到其行为不当——他与沃尔夫森的关系会被解读为:“你资助我基金会职位不过是掩饰,实质是我在法定薪资外收取你的酬谢。明白吗?这性质非常恶劣。”
事实如此。福塔斯大法官的辞职并非基于一系列假设,而是因为财务利益冲突问题,即便在其党派支持者中也难以自圆其说。他的倒台源于贪婪与傲慢,远非简单的信息披露失误可比。这与过去一个月针对现任大法官的那些污蔑、影射及充满错误与琐碎的报道有着天壤之别。
夏皮罗先生是曼哈顿研究所宪法研究主任,著有《最高法院的混乱:司法提名与美国最高法庭的政治》。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的朋友凯西·克劳是曼哈顿研究所理事。
1967年10月23日的阿贝·福塔斯大法官。图片来源:美联社刊载于2023年5月11日印刷版,标题为《错误的阿贝·福塔斯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