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虚假的阿贝·福塔斯类比》

阿贝·福塔斯最近频频登上新闻——对于一个1982年就已离世的人来说实属罕见。在民主党人和党派记者发起运动，以"道德"违规为由抹黑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媒体纷纷援引1969年福塔斯辞职的案例，暗示他们不认可的大法官或许应该效仿。

但两者毫无可比性。福塔斯是任人唯亲和腐败的化身：他直接牵涉到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当事人利益冲突，并为一名被调查、起诉并最终定罪的联邦重罪商人提供法律咨询。他还长期担任总统顾问，而该届政府（如同历届政府一样）多次成为最高法院诉讼当事人。现任大法官中没有任何人受到过哪怕稍可类比的指控。

1940年代在內政部任职期间，福塔斯经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引荐结识了众议员林登·约翰逊。后来在1948年参议院初选争议（该案最终诉至最高法院）中，福塔斯担任了约翰逊的代理律师。入主白宫后，约翰逊继续就行政命令起草、种族争议的法律影响及政治策略等事务征询福塔斯意见。1965年约翰逊任命福塔斯进入最高法院后，这位大法官甚至在办公室安装了与恩主的专线电话。传记作家布鲁斯·墨菲统计显示1966年10月至1968年12月间，福塔斯与总统的私下联系达254次。

1968年6月，当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退休时，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名福塔斯接任，却误判了这个动荡大选年的政治风向。福塔斯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表现更是雪上加霜——他矢口否认曾向总统提供法律建议或参与政策制定。用传记作家劳拉·卡尔曼的话说：“他就是在撒谎。“当福塔斯向委员会表示不记得曾向总统推荐人事任命时，约翰逊竟下令白宫幕僚销毁所有与福塔斯的往来记录。

这场为期四天的听证会还披露：美利坚大学1968年夏季聘请福塔斯讲授系列课程时，向其支付了1.5万美元（相当于现今13万美元，近乎大法官年薪的40%），资金来源于福塔斯前客户及合伙人的私人渠道。尽管这笔酬劳合法，但其来源与金额（相当于其他讲师收入的七倍）引发哗然。福塔斯拒绝进一步向委员会解释，但提名仍获通过。

尽管民主党当时以64:36掌控参议院，福塔斯却在全院表决时遭遇两党联合阻挠。1968年10月1日，终止辩论的动议仅获45票支持，远未达到67票的通过门槛。福塔斯由此成为史上首位（也是迄今唯一）因冗长议事规则受阻的最高法院提名人——即便进入表决程序，他也难以获得简单多数支持。约翰逊最终撤回提名。

1969年5月，《生活》杂志曝出猛料：福塔斯在1965年10月宣誓就职当月，竟与正因证券欺诈接受调查的前客户路易斯·沃尔夫森家族基金会签订合约。该基金会承诺每年支付2万美元换取"未指明内容的法律咨询”，其中可能包括谋求总统特赦。福塔斯在1968年收取首笔款项，待沃尔夫森被起诉后（该富豪最终获刑九个月），才于11个月后退款并终止协议。

福塔斯曾否认与沃尔夫森的事务有任何牵连，但在1969年5月15日——文章发表不到两周、众议院提交弹劾决议数日后——他选择了辞职。

后续披露的细节揭示了福塔斯无法继续留任的原因。1970年沃尔夫森出狱后，他秘密录下了与福塔斯的对话。这位前大法官试图阻止对方公开11页往来信件，其中包括涉及证交会调查的通信，以及沃尔夫森请求福塔斯协助获取总统特赦的信件。谈及后者时沃尔夫森说：“那是我唯一一次向您求助。1969年4月我给您写过信——您记得吗？……我说’我现在不能入狱，能否请您设法让约翰逊总统联系尼克松先生争取特赦’"。

“路易，别向媒体透露这事，“福塔斯回应道，“因为那会显得非常糟糕。”

对话记录证实，福塔斯在担任大法官期间深度参与了为沃尔夫森提供咨询。他甚至承诺直接向证交会主席斡旋，不过最终似乎并未践行。

记录还显示，1965年7月22日的信件中，沃尔夫森承诺若福塔斯接受林登·约翰逊的最高法院提名，将提供经济支持。福塔斯曾以财务损失为由表示要拒绝提名，但六天后仍接受了任命。当时福塔斯已意识到其行为不当——他与沃尔夫森的关系会被解读为：“你资助我基金会职位不过是掩饰，实质是我在法定薪资外收取你的酬谢。明白吗？这性质非常恶劣。”

事实如此。福塔斯大法官的辞职并非基于一系列假设，而是因为财务利益冲突问题，即便在其党派支持者中也难以自圆其说。他的倒台源于贪婪与傲慢，远非简单的信息披露失误可比。这与过去一个月针对现任大法官的那些污蔑、影射及充满错误与琐碎的报道有着天壤之别。

夏皮罗先生是曼哈顿研究所宪法研究主任，著有《最高法院的混乱：司法提名与美国最高法庭的政治》。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的朋友凯西·克劳是曼哈顿研究所理事。

1967年10月23日的阿贝·福塔斯大法官。图片来源：美联社刊载于2023年5月11日印刷版，标题为《错误的阿贝·福塔斯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