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阁楼的最后秘密》评论：安妮·弗兰克的背叛者 - 《华尔街日报》

藏匿弗兰克一家的旋转书柜。图片来源：Photo12/Universal Images Group/Getty Images在阿姆斯特丹躲藏两年后，15岁的安妮·弗兰克于1944年8月与姐姐、父母及其他四名犹太人一同被捕。除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外，所有人都在纳粹集中营遇难，荷兰约四分之三（超过10万）的犹太人口同样遭此厄运。安妮的少女日记于1947年首次出版，成为大屠杀历史中最著名、最催人泪下的见证之一。此后涌现了大量关于弗兰克家族及其荷兰救助者的文献，但始终萦绕着一个未解之谜：究竟是谁出卖了藏匿中的弗兰克一家及其同伴？

《密室最后的秘密》既是对这一谜团的精彩破解，也是研究大屠杀创伤如何代际传递的典型案例。该书由比利时记者杰罗恩·德布鲁因与约普·范维克-沃斯库尔合著。德布鲁因坦承对安妮的故事终生痴迷；范维克-沃斯库尔的母亲伊丽莎白·“贝普”·沃斯库尔二十岁出头时，是弗兰克家族荷兰"救助者"中最年轻的一员。两人相识时德布鲁因年仅15岁，最终成为研究伙伴。

以范维克-沃斯库尔口吻叙述的《密室最后的秘密》，是对二人2015年荷兰出版、三年后在美国自费出版《安妮·弗兰克：未被讲述的故事》的更新与拓展。本书详述了叙述者母亲（为藏匿者搜寻食物）与外祖父约翰（建造隐藏弗兰克一家居住的"密室"的旋转书柜）的英勇事迹，同时尖锐批评了罗斯玛丽·沙利文2022年著作《安妮·弗兰克的背叛》中记载的多年"悬案"调查。

由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文斯·潘科克领导的这项调查（作者们参与了合作）得出结论，认为罪魁祸首很可能是阿姆斯特丹犹太委员会成员、公证人阿诺德·范登伯格。调查引用了一份匿名指控和其他证据，推测他向盖世太保提供了藏匿犹太人的地址，以换取家人的安全。荷兰学者认为这一情节牵强，他们的批评导致沙利文的著作在荷兰停止发行。

德布鲁因和范维克-沃斯库尔先生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告密者：范维克-沃斯库尔先生的姨妈、贝普的妹妹内莉。在占领期间，当时还是少女的内莉，用作者的话说，“被德国的一切所诱惑”。性格活泼好斗的内莉有纳粹男友，并为德国军方工作。两位幸存者——贝普的另一个妹妹迪尼和贝普战时的未婚夫贝图斯·胡尔斯曼——证实内莉知道她的亲戚在帮助藏匿的犹太人。两人都回忆说，她曾对其他家庭成员愤怒地说“去找你们的犹太人吧！”——或类似的话。

除了对内莉的指控，《秘密后屋的最后一个秘密》还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家族故事交织的编年史。范维克-沃斯库尔先生的母亲在安妮的日记中被称作“埃莉”，她与后屋的居民共度了许多时光，尤其与安妮关系亲密，后来她给女儿也取了安妮的名字。作者写道，贝普·沃斯库尔的“特殊才能”是“能在别人都无法安抚安妮时让她平静下来”。

书中巧妙编织的叙述将读者带出后屋，揭示了战时阿姆斯特丹的危险与困苦。它还提醒我们，藏匿的人也会犯错。他们晚上会出来，在奥托·弗兰克的公司奥佩克塔的办公室里走动，留下粗心大意的存在痕迹。他们白天的争吵声常常大到楼下都能听见。战后，许多邻居告诉奥托，他们早就知道藏身之处，令人惊讶的是后屋的居民竟然没有更早被抓到。

早前的悬案调查人员根据战后奥托及欧佩克塔公司员工米普·吉斯（另一位荷兰帮助者，也是当前国家地理系列《微光》的主角）的证词，排除了内莉的嫌疑。此处提供的关于内莉涉案的证据虽非定论却极为生动。迪尼描述了一个骇人场景，据称发生在秘密小屋被捕次日：坚定的反纳粹人士约翰在盛怒之下残忍殴打了女儿内莉。若时间点准确，这一行为暗示他在指责她。迪尼还回忆了后来与贝普的对话，贝普表示怀疑内莉就是告密者。然而内莉的动机仍令人费解——她无疑怀有纳粹倾向，举报犹太人也能获得赏金，但难道她甘愿让家人面临被捕甚至更糟的风险？

范维克-沃斯奎尔先生知道母亲"因战时经历遭受了心理创伤"，却始终未能完全理解根源。战后贝普几乎避谈秘密小屋往事，虽与奥托保持亲密却回避公众关注，“她渴望某种自我抹除”，书中写道。1983年临终前，她嘱咐另一个儿子烧毁可能揭露家族秘密的一批信件。“我们永远无法确知是谁背叛了秘密小屋”，作者们总结道。

范维克-沃斯奎尔先生自身的秘密包括少年时曾救下试图自杀的精神崩溃母亲。更多悲剧接踵而至，旧伤未愈又添新创。因厨房火灾毁容的他，后来因父母反对的婚姻与他们疏离。“最终我放他们走了”，他说道。

双方试图和解的努力都失败了。范·维克-沃斯库伊尔先生未被邀请，错过了母亲的葬礼。道德计算变得复杂，爱被怨恨所遮蔽。《秘密阁楼的最后秘密》既是一部传记，也是一部侦探小说，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儿子的心灵呐喊，同时哀悼并纪念那个在去世前就已失去的母亲。

克莱恩女士是《前进》的特约书评人。

刊登于2023年5月8日的印刷版，标题为《谁背叛了安妮·弗兰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