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我们所知》书评：信息的起源 - 《华尔街日报》

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所绘《佩德罗·马查多修士肖像》（约1628年）细节。图片来源：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1597年，弗朗西斯·培根用羽毛笔以伊丽莎白时代特有的"秘书体"写下"知识就是力量"。曾担任培根秘书的托马斯·霍布斯深表赞同——在1668年版《利维坦》中，他写下拉丁文箴言"Scientia potentia est"。历代间谍首脑、独裁者和税务稽查员都认同这一观点，正如人文学科的废墟所印证的那样，法国理论家米歇尔·福柯也持相同看法。然而，知识已不再是力量。

如今数字信息才是力量。信息量的激增使其价值贬损：纸质报纸正在我们眼前消逝。智能手机带来的不仅是与石板、卷轴、手抄本和印刷书籍截然不同的物理体验，更承载着整个信息发展史。苏格拉底在柏拉图《斐德罗篇》中警告：“文字将植入遗忘。“如果我们"停止锻炼记忆”，我们将"不再从内在唤起回忆，而是依赖外部标记”。当我们把信息存储外包出去时，我们也就把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外包了出去。

哲学家们苦思冥想知识如何形成，而历史学家更关注其传播与应用。在《知其所知》中，西蒙·温彻斯特避开了技术细节。这位著作等身的畅销书作家（代表作《万物释义》）援引《牛津英语词典》第4b条定义来诠释知识：“对事实或真理的心智把握；对事实或真理清晰确定的认知；知晓事实或真理的状态”。温彻斯特以其标志性的流畅文笔和广博视野，从远古文盲时代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智慧，勾勒出知识、社会与个体相互交织的演进历程。

温彻斯特先生写道，最初的知识传递方式是“口头或图画形式”。正如现存土著部落的实践所示，部落的集体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由“知识守护者”传递，通常是“指定的长者或技艺精湛的保管人”。现存最古老的文字记录是近期在现今伊拉克境内发现的“一块红陶土晒制小泥板”，可追溯至约公元前3100年。在苏美尔城邦乌鲁克，一位名叫库希姆的“疑似会计人员”在美索不达米亚仓库为收到的大麦开具收据。他创造了可移动的信息载体。任何能解读它的人都受过教育：能够获取信息，能够传递信息。由于稀缺性决定价值，文字的发明反而使知识的身价降低。同时也降低了文化格调。温彻斯特认为，当人们开始随心书写时，社会“更粗俗的一面”便暴露无遗。

温彻斯特先生擅长通过信息编排来追寻知识真谛，且深谙轶事选取之道。书中虽提及拉丁字母为人熟知的史前渊源，但他着重强调了不同文明间对教育理念与方法形成的跨文化共识。

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知识发展的引擎，但这台引擎依靠两种燃料运转：亲身经历与可信事实。温彻斯特自身对体验的好奇始于两岁时被黄蜂蜇伤的经历。要让大脑发展成“某种思维情境档案柜”，他需要建立一套心智归档系统。无论是苏美尔帝国、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古代，还是温彻斯特在英格兰就读的学校，其注重帝国思维的课程体系都强调事实记忆。中国的科举制度延续了1316年，直至1905年才废止。毛泽东于1952年重启早期选拔考试以甄别未来精英，如今的高考仍是“头等严峻考验”，需要证明“个人所获知识既广博又精良”。美国课堂或许更为宽容，但世界其他国家认为SAT考试“简单得可笑”。

古腾堡的印刷机让欧洲人在知识收集与传播领域超越了古老文明。思想的储藏柜很快不堪重负。“我每日听闻新消息纷至沓来，“学者牧师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1621年）中抱怨道。信息洪流令人窒息：“每日涌入耳中的是誓言、祈愿、行动、法令、请愿、诉讼、辩词、律法、公告、控诉、冤屈的汪洋大海。“模拟档案系统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启。

百科全书的发展与印刷术如出一辙。在古腾堡之前，中国人已使用雕版印刷数百年。当埃弗雷姆·钱伯斯出版《百科全书》（1728年）时，《古今图书集成》的一万卷本早已在中国流传，更早于狄德罗的《百科全书》（1751年）。这些启蒙运动乐观主义的多卷本丰碑中，最杰出的当属第11版《大英百科全书》（1911年）。尽管散发着"殖民主义的腐朽气息"和"优生学浸染的傲慢”，尽管遗漏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1年版仍被誉为"理性时代最后的文学华章”。

“我们在知识中遗失的智慧去了哪里？“T·S·艾略特在《磐石》（1934年）中诘问。“我们在信息中遗失的知识去了哪里？“我们为已消逝的世界苦学不辍。1968年最重要的展示不在街头，而在旧金山公民礼堂——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首次展示"超文本"的场所。苏美尔会计"库希姆先生"若看到屏幕上浮现购物清单的字样，想必不会惊讶。世界逐渐将"毛笔字、铅笔字、钢笔字与打字机文字"置换为"基于编码键盘信号与电子微芯片的新知识传播范式”。活字印刷时代已成流动的盛宴，但无人知晓它将流向何方，亦无人能就其意义达成共识。

“这是否走得太远、太快了？”温彻斯特先生问道。信息科学家们常提及“DIKW金字塔”：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智慧（Wisdom）。如今我们拥有过剩的D和I，但这使得K难以辨识，W则更难企及。历史学家的慰藉在于，历来如此。温彻斯特写道，新闻的“价值”在于其传递“无可挑剔的真相”的渴望。19世纪中叶新闻成为“可销售的商品”后，这种价值便与利润底线展开了博弈。20世纪国家资助的广播机构以国家利益取代商业利益，却同样精于“操纵公共知识”。

温彻斯特总结道，寻求智慧或许需要孔子“审慎的修养”或亚里士多德“全面、多维”的开放心态。罗伯特·伯顿建议退隐：“我严格隐居度日。”但我们谈论“公共知识”自有其因。正如古代知识守护者所知，社会需要共同的故事。温彻斯特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守护者，他将其记录下来，实乃众人之幸。或许苏格拉底错了。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皇家历史学会会员。

刊载于2023年5月6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