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政府，我是来拿走的 - 《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iStockphoto我的父亲诺曼·拉特克在1960至1970年代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专利顾问，也是1980年《拜杜法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参见梅里尔·马修斯4月27日评论文章《拜登团队为实施药品价格管制寻找借口》）。他起草了“介入权”条款，明确规定政府必须满足严格条件才能没收发明者的知识产权。如今政府似乎打算绕过这些保护机制，为药品价格管制铺路——只要定价不符合其心理预期便可干预。我父亲若在世定会震惊。

《拜杜法案》的初衷是将新发明的专利权赋予发明者而非政府机构。父亲曾写道：“市场力量在推动创新成果社会化方面远胜政府官僚体系。”这部两党共同支持的法案通过后，研发领域迎来投资热潮，由此催生了生物技术革命。

介入权本是为应对企业不愿或无法将创新成果市场化而设的最后手段，绝非用于价格管制，更非意图剥夺制药商的利润激励。

制药企业为将药品引入复杂的全球市场付出了不懈努力。他们理应获得公众感谢及合理的未来利润空间，而不必担忧知识产权遭到侵蚀。企业和高校都需警惕：一旦政府自认能比你更有效管理知识产权，滑坡效应便接踵而至。

米里亚姆·拉特克·塞尔医学博士

凤凰城

令人费解的是，政客和政府官僚竟花了40年才意识到，医学及其他科学研究成果完全依赖政府资金，而非真正实现"奇迹般"新疗法发现、生产和应用的科学家及企业的资金与才能。他们幻想政府必须是一切进步与美德的源泉，这种错觉更多暴露了他们的本质，而非现代医学的真相。珍视医学进步的人应当决定我们的命运，而非那些只想攫取成果的人。

理查德·E·罗尔斯顿

美国医疗自由选择组织

加利福尼亚州新港滩

刊载于2023年5月2日印刷版，标题为《我来自政府，我来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