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评论:被低估的杰拉尔德·福特 - 《华尔街日报》
Michael Barone
1974年8月15日,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抵达白宫上班。图片来源:迪尔克·哈尔斯特德/盖蒂图片社"我是福特,不是林肯,“杰拉尔德·福特在1973年副总统确认听证会上这样说道。这位密歇根州政治家用这句话表明自己是个普通人。
但理查德·诺顿·史密斯在其出色且标题颇具反讽意味的传记中揭示,事实并非如此。《平凡之人》中呈现的福特形象,令人想起林肯的律所同事威廉·赫恩登对其野心的评价:“一台永不停歇的小引擎”。在史密斯笔下,福特出身平凡,却凭借勤奋与偶尔的机谋登上了国家最高执法者的位置。
成长过程中,福特外表阳光;内心却始终觉得自己"和孤儿没什么两样”。史密斯写道,他患有口吃且脾气暴躁。多年来被唤作"小杰尼"——这个昵称暗示他是母亲在他三岁时改嫁的家具商杰拉尔德·福特的"附属品"。但继父从未正式收养他,而他真正的生父(据传有暴力倾向)在他出生后不久就与母亲离异。
小杰拉尔德·福特的野心引擎很早就开始运转。他清晨六点起床为家里的燃煤炉添火;他是沉默的优秀学生,永远准备充分,还是出色的运动员。勤奋工作是第一秘诀。第二个秘诀则体现在史密斯记述的轶事中:成年后的福特教导儿子史蒂夫如何入选高中橄榄球队。“没人会开长传球的球,我来教你,“他说,“如果你能掌握别人不会的技能,成功几率就更大。”
这段经历对儿子奏效了,正如四十年前对他父亲一样。福特曾是他高中校队的中锋,后来效力于密歇根大学。他的教练推荐他去耶鲁大学担任橄榄球助理教练,随后他凭借口才成功进入耶鲁法学院。他的同学中后来出了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两位州长、一位联邦参议员、一位国务卿——还有一位助理教练兼成绩中等的学生最终成为了总统。
在耶鲁求学期间及毕业后不久,尽管骨子里是个中西部人,福特先生却被东海岸的繁华所吸引。他与一位纽约模特约会——自己也当过模特。他在佛蒙特州的斯托滑雪,观看百老汇戏剧,甚至投资了一家模特经纪公司——这些细节或许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尽管曾短暂加入孤立主义组织"美国第一”,但他却以观众身份参加了194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为国际主义者温德尔·威尔基欢呼助威。
美国参战后,福特在"蒙特雷号"航空母舰服役,这艘军舰在1944年台风中险些沉没。海军服役期间,他仍抽空劝说继父领导大急流城改革团体,矛头直指深陷腐败丑闻的弗兰克·麦凯——这位被史密斯先生称为"扶轮社独裁者"的密歇根州共和党长期党魁——并为自己预留了回归后的位置。
战后,福特确实回到密歇根州竞选国会议员,并追求贝蒂·布卢默·沃伦——这位曾赴纽约跟随玛莎·葛兰姆舞团学习后又返乡的大急流城姑娘。1948年国会选举中,福特的对手是共和党在任议员巴特尔·琼克曼,这位孤立主义者与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不同,在珍珠港事件后仍坚持原有立场。在范登堡的幕后支持下,福特以国际主义者身份参选。他沿用勤奋策略:不间断竞选活动,组织数百名志愿者,最终以近25个百分点击败琼克曼。直到胜选后,杰里和贝蒂才举行婚礼。
在众议院,福特再次努力工作,当天收到的邮件当天回复,并将文件带回家处理。他的表现给资深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第二个任期内获得了拨款委员会的席位,并参与了负责国防和情报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他对细节的关注和无党派立场促使林登·约翰逊任命他(而非更资深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加入调查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沃伦委员会。史密斯先生表示,福特为此投入了大量时间进行细致研究。他是第一个提出外国可能参与其中的假设,也是最后一个放弃这一可能性的人。
1964年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胜选后,福特取代了少数党领袖查尔斯·哈勒克。在民主党以2:1优势主导的众议院中,他提出的替代约翰逊"伟大社会"计划的方案毫无通过可能。史密斯写道,福特没有依赖任何两党派的保守联盟,而是试图"将南方民主党人推向政府阵营——在那些会损害其所在国会选区利益的投票中,他们本就该站在政府一边”。在这方面他取得了一定成功。
水门事件爆发时,福特表达了对近25年老友理查德·尼克松的信任,但也呼吁尼克松的助手公开作证并公布白宫录音带。1973年10月斯皮罗·阿格纽因自身丑闻被迫辞去副总统职务时,尼克松的替代人选选择有限。他青睐的约翰·康纳利因党派转换问题无法获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批准。而杰里·福特以其坦率正直的声誉,则获得了认可。
就这样,杰拉尔德·福特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副总统生涯,正如他所说,这是"我做过的最糟糕的工作"。他在不削弱总统地位的制度责任和为自己接任总统做准备的需要之间左右为难。史密斯先生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述了福特如何逐渐停止为尼克松辩护,以及如何在贝蒂的提醒下,谨慎地避免以赦免换取尼克松的辞职承诺。
1974年8月,福特以艾森豪威尔派共和党人的身份入主白宫,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一直持国际主义立场,同情民权运动,更关注平衡预算而非减税。他过去的习惯——身边围绕着"手段强硬的同谋"(年轻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迪克·切尼),在会议上多听少说——对他大有裨益。他在五角大楼预算方面的辛勤工作使他在苏联东部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军控峰会上,在谈判中胜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在民主党在1974年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后,福特无法让国会投票拨款1美分来保卫南越免受共产党攻击。当时处于第一个参议员任期的乔·拜登告诉他:“我会投票支持任何让美国人撤离的金额。我不希望这与让越南人撤离混为一谈。“尽管如此,福特——史密斯用库伯勒-罗斯模型(尤其是否认、愤怒和接受)描述了他的磨难——能够从西贡撤出比拜登46年后选择从阿富汗喀布尔撤出的多得多的美国盟友。
1974年9月,福特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赦免降低了他的工作支持率和政治影响力,尽管后来受到爱德华·肯尼迪和许多民主党人的赞扬。其他决定也被证明比当时看起来更明智。他是放松管制的早期发起者,这刺激了电信、卡车运输和货运铁路的创新。他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即与苏联签订的《赫尔辛基协议》将促进人权,并削弱他不愿称之为邪恶帝国的苏联。在1976年的选举中,他在俄亥俄州和密西西比州仅以25,579票之差,差点摆脱美国唯一一位未经选举产生的总统这一可疑的殊荣。
史密斯先生,曾担任福特总统图书馆(及其他几所图书馆)的馆长,是托马斯·杜威、赫伯特·胡佛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等备受赞誉传记的作者——这些人物都是杰拉尔德·福特所属的共和党传统的典范。该传统的政治基础在于主流新教教区的支持,以及温和进步主义的治理哲学——史密斯先生尖锐地指出,这一传统如今已不复存在。史密斯先生通过详尽的研究和优雅的文笔,为这位看似普通实则人生非凡的人物撰写了这部引人入胜的传记。
巴龙先生,《华盛顿观察家报》的高级政治分析师,长期担任《美国政治年鉴》的主要合著者。
刊登于2023年4月22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