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了政治两极分化——《华尔街日报》

从大多数指标来看，美国比我196年首次投票时更加两极分化。而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两极分化类型是地理上的。

在1976年吉米·卡特与杰拉尔德·福特势均力敌的选举中，有20个州的胜负差距在5个百分点以内。到2000年阿尔·戈尔与乔治·W·布什再次展开激烈角逐时，仅有12个州属于这一范畴。这一数字在2016年降至11个，2020年进一步缩减至8个。在此期间，鲜有州变得更具竞争性。相反，大多数红州更红，蓝州更蓝，而许多摇摆州则明确倒向某一政党。

县界与州界几乎同样稳定，县内的极化趋势同样显著。就在1992年，38%的选民生活在民主党或共和党领先优势至少20个百分点的县。到2016年，这类选民比例已升至60%，且这一趋势在2020年似乎仍在延续。

在此背景下，竞争性国会选区数量急剧下降并不令人意外。根据库克政治报告的戴维·瓦瑟曼统计，1999年有164个席位的得票率与全国政党平均支持率在5个百分点以内。如今这个数字已减半。每届选举都保持竞争性的"超级摇摆席位"数量同期下降了58%，从107个减少到45个。超过80%的选区，其结果实际上由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初选决定——这类选举通常投票率低，且由立场最坚定的选民主导。

地理极化现象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美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康奈尔大学学者苏珊娜·梅特勒和特雷弗·布朗的新研究揭示，就在三十年前，美国总统大选中城乡投票模式仍高度趋同。1996年堪萨斯州共和党人鲍勃·多尔在农村地区的得票率仅比城市高出3个百分点。而到2020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城乡得票差扩大到21个百分点——他在农村获得64%选票，在城市仅获43%。

若将此归因于南方政治版图重组则失之偏颇。虽然美国南部的城乡投票差距确实扩大到18个百分点，但中西部（22个百分点）和西部（20个百分点）的差距扩张更为显著，东北部也达到15个百分点。

梅特勒和布朗指出两大驱动因素：首先是城乡经济命运的分野。自1980年代以来，制造业对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始终是城市的两倍。2000年后制造业岗位的萎缩对农村造成毁灭性打击——许多小镇严重依赖单一工厂，厂区关闭便引发难以逆转的衰退螺旋。

1970年城乡教育差距尚不显著，如今城市居民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者占比35%，农村仅21%。这解释了为何城市更能把握信息经济机遇：2000年以来全美94%的新增岗位集中在城市县，同期近半数农村县出现岗位净流失。类似地，本世纪以来城市县人口增速是农村县的两倍多，41%的农村县遭遇人口负增长。当农村居民感叹被时代抛弃时，这些数据就是最残酷的注脚。

作者们指出，推动城乡政治分歧的第二大力量是政策日益全国化的趋势，许多美国乡村居民认为，这是受过教育的城市美国人试图在种族、民族和性别认同、环境、教育、枪支所有权、移民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上强加他们的精英观点。随着城市影响力在民主党内的增长，美国乡村居民团结在共和党身后以示抵抗。

这些学者表明，我们不必在经济和文化之间做出选择来解释美国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政治鸿沟。近几十年来，美国经历了作者所称的“连续极化”，乡村经济衰退使美国乡村居民更容易接受共和党关于文化抵抗的信息。

如果梅特勒女士和布朗先生是正确的——他们的分析是我见过的最平衡、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当前的两极分化是经济和文化结构转变的结果，这些转变不会迅速或轻易逆转。

2019年10月1日，位于路易斯安那州拉普拉斯的Bayou钢铁集团关闭的钢铁厂。图片来源：Gerald Herbert/Associated Press刊登于2023年4月19日的印刷版，标题为’政治两极分化的驱动力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