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之后》评论：活动家海伦·凯勒 - 《华尔街日报》

1918年，查理·卓别林与海伦·凯勒在《阳光面》片场合影。图片来源：罗伊出口有限公司1920年，纽约皇宫剧院上演了全美挚爱的海伦·凯勒。幼年因感染失去视听的凯勒已成为媒体焦点，备受总统与商业巨擘推崇。当时演出海报将她宣传为"全球热议女性！失明失聪、曾患失语，演绎’史上最动人爱情故事’"。

杂耍表演开场时，安妮·沙利文——这位在凯勒7岁时成为其导师的教育者，向观众讲述如何通过手语拼写教会这个郁郁寡欢的叛逆孩童理解语言。凯勒随后掌握了英德双语盲文，从哈佛毕业，著书立说，并与马克·吐温结为挚友。

凯勒登台后，通过沙利文翻译发表了煽情演说：“最伟大的诫命是’彼此相爱’。“观众提问环节中，经沙利文转述的犀利应答引发阵阵笑声。

问：“您认为女性智力与男性相当吗？”

答：“我想上帝让女性保持天真，才能与男性般配。”

问：“世上最迟钝之物为何？”

答：“国会。”

媒体与公众为这位身着华服、佩戴湛蓝玻璃义眼的自信女性倾倒。有报纸称：“皇宫剧院周一下午场观众——这群世上最挑剔的看客，已完全为她折服。”

如今，海伦·凯勒已逐渐淡出公众记忆。若还有人记得她，那要归功于1962年的电影《奇迹创造者》（改编自百老汇戏剧），由安妮·班克罗夫特主演，该片延续了杂耍表演的叙事：沙利文作为杰出的教师，帮助凯勒克服残疾并学会沟通。但很少有人关注成年后的凯勒所表达的思想。

在《奇迹之后：海伦·凯勒的政治运动》一书中，马克斯·华莱士为读者呈现了不同的视角。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残障权益倡导者，华莱士将凯勒描绘成一位激进的行动主义者，她自幼便持有惊人的进步观点。他探讨了凯勒如何在半个多世纪里如履薄冰，既坚定支持她深信的事业，又维持着为她提供经济保障的名人地位。

凯勒于1880年出生在阿拉巴马州一个富裕家庭。那是一个残障儿童机会匮乏的时代，多数人被送往收容机构，但海伦的父亲亚瑟无法接受这种安排。在19个月大的女儿因病失去视力和听力后，亚瑟带着孩子前往华盛顿寻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的帮助——这位电话发明家毕生致力于聋哑教育。通过贝尔的人脉，安妮·沙利文受聘为小海伦的家庭教师。沙利文的成功为她赢得了"奇迹创造者"的称号。

华莱士并未弱化沙利文的作用，但他指出凯勒自幼就不只是沙利文的传声筒。这位年轻学生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结识多位东海岸知识分子后，尚处青春期的她便从受庇护的南方女孩蜕变为直言不讳的社会主义者。

到1907年，海伦·凯勒开始涉足争议话题，不过最初她只关注与失明相关的议题。在《女性家庭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她主张对患有性病的母亲所生婴儿采取适当治疗以预防失明——当时社会的假道学风气常使这类话题成为禁忌，更遑论采取行动。

凯勒很快拓宽了视野。1911年2月，当她发现工伤与失明及其他残疾之间的关联后，公开宣称失明是"无知、贫穷和商业社会无意识残酷"的产物。数月内，她对资本主义发起全面抨击。在1912年的报刊文章中写道：“我相信社会主义是治愈当下社会弊病的唯一良方。“媒体暗示她被身边人操控。华莱士先生写道：“此后十年间，凯勒将运用’讽刺与幽默文字游戏的双重利器’来反击批评者，回击那些对她直言不讳的政见惯常表现出的居高临下与能力歧视。”

她投身于20世纪初诸多进步事业——妇女选举权、工人权益、废除童工，以及短暂且令人遗憾的优生学运动。她还成为著名反战人士，1916年在卡内基音乐厅演讲时直言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全美最嗜血之人”。

始终形影不离的凯勒与莎莉文老师深陷财务困境，这解释了她们为何现身皇宫大剧院演出。也正因如此，凯勒同意出任新成立的美国盲人基金会代言人。华莱士指出，这个角色令凯勒"毫无热情”。据其所述，基金会既不愿支付合理报酬也不愿正式聘用她，理事们担心她的激进观点会吓跑富豪捐助者。而凯勒本人曾对友人坦言：“我认为慈善不过是人类在错误生存条件下可悲的补救措施。”

在沙利文长期健康状况恶化及1936年去世期间，凯勒深陷悲痛。但随着新伴侣——一位名叫波莉·汤姆森的严肃苏格兰女性——的陪伴，她以更受大众关注的事业重返公众视野：反对德国纳粹及其针对残障群体的骇人安乐死计划。

到1938年，联邦调查局已为凯勒建立了厚厚档案。尽管她持续支持共产党边缘组织并强烈抗议反黑人种族主义，却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时代乃至后来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成功避开了公众审查。“她作为深受爱戴的偶像身份几乎肯定保护了海伦免受迫害，“华莱士先生指出。美国盲人基金会（AFB）对凯勒日益不满，在1940年代末曾威胁要与她断绝关系。

此后凯勒的公开表态变得更为谨慎。即便如此，华莱士先生表示：“正如她在最后十年公共生涯中所展现的，她炽热的信念并未随年龄增长而消退。“1951年南非巡访期间，她支持反种族隔离活动人士，不过最尖锐的批评都表达在私人信件中。回到美国后，她专注于改善盲人群体的生存状况。在华莱士先生看来，她只是偶尔卸下心防，“为那些始终牵动她心弦的议题打开一扇窗”。

1961年，80岁的凯勒应新当选的肯尼迪总统邀请在白宫进行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在经历中风和逐渐加重的痴呆症后，她于1968年去世。此后，各类传记作家向读者呈现的始终是1920年舞台上的海伦·凯勒——那个象征坚韧与战胜逆境的励志符号——却鲜少提及她的激进观点。

华莱士先生通过这本深入研究著作重新平衡了历史画像。他反复展示了能力歧视偏见及政治厌恶如何压制了海伦·凯勒的声音。或许他夸大了她的潜在影响力——她大多数更具煽动性的言论都发表于次要出版物或私人信函中。但他确实揭示了那些对残疾人的居高临下假设，以及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如何削弱了她理想的力量，模糊了她声音的清晰度。

格雷女士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不情愿的天才及其发明激情》一书的作者。

刊载于2023年4月15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