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的激进者》评论：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进化论 - 《华尔街日报》

托马斯·西姆斯所绘《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63年)。图片来源：布里奇曼图像库作为常被誉为自然选择"共同发现者"的进化论理论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人生起点与其更富有、更著名的同行查尔斯·达尔文截然不同。200年前出生于威尔士的华莱士，其父母虽求知若渴却家境贫寒，迫使他14岁便辍学。跟随兄长担任测绘学徒期间，他走遍英国各地，既目睹了工业发展的严酷现实，也领略了乡村的自然奇观。

正如詹姆斯·T·科斯塔在内容广博而富有洞见的传记《天性激进》中指出，华莱士青年时期的游历经历还使他接触到了机械学院——这种集图书馆、理工学院和社区中心于一体的学习机构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蓬勃发展。科斯塔将机械学院描述为"科学、政治与社会改革并重的知识殿堂"，华莱士正是在这里首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慈善家罗伯特·欧文的乌托邦思想，并参加关于催眠术的讲座，由此萌生了对神秘学的兴趣。

华莱士的拥趸常将其视为达尔文的映衬者：后者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成为生命科学的奠基之作。诚然，华莱士在1858年抢先一步，将精辟阐述自然选择概念的论文寄给达尔文，促使后者匆忙压缩整理自己酝酿多年的理论予以发表。但科斯塔强调，达尔文并未亏待华莱士，华莱士本人也从未争夺该理论的优先权。

华莱士的发现源于一段与达尔文平行却背景迥异的长久思想历程。尽管他热忱捍卫招魂术、降神会与灵媒，但其科研成果之卓越令试图否定他的同僚无从置喙。科斯塔先生指出，正是华莱士身上"反传统的特质"——而非与之对抗——才使他得以产生最伟大的洞见。

1844年，21岁的华莱士在莱斯特机械学院结识了出身相似的亨利·沃尔特·贝茨。贝茨已收集了大量甲虫标本，华莱士便与他共同开展田野调查，并围绕物种演变这一争议性理论展开激烈辩论。物种演变论与当时主流观念相悖——后者认为造物主事无巨细地设计了每个生物以适应特定生态位，而前者则暗示存在无为而治的神明，甚或根本不存在神明。华莱士认为，只要研究足够深入，甲虫或许能解答这些疑问。

两人制定了远征南美的宏伟计划，打算通过向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出售甲虫标本筹措旅费。科斯塔写道，这两个年轻人矢志"为当时重大科学议题作出贡献"，尤其是物种起源这个谜中之谜。

在巴西期间，华莱士不慎射伤自己的手，又屡患疟疾，但即便在最恶劣环境下仍坚持采集标本并持续探索。与贝茨分道扬镳后，随着弟弟爱德华的加入，华莱士第二年正式开始亚马逊考察。当他艰难深入巴西内陆时，已能像研究植物甲虫般专业地分析棕榈树与鸟类。他素描午餐食用的鱼类，近乎强迫症般进行测绘与制图。

正是在华莱士难得的闲暇时刻——通常因伤病被迫停歇时——那些理论构建与综合思考才得以涌现。他开始记录规律（例如为何蓝金刚鹦鹉在河流某段繁盛而在另一段罕见），这些观察为他后来关于物种形成与地理分布的学说埋下了种子。他在巴西的四年以双重悲剧收场：爱德华因黄热病去世，归航船只失火又焚毁了他所有的标本与笔记。华莱士在救生艇上漂流十天后，被一艘过路货船救起。他清醒地意识到，原本因这次成果丰硕的远征而几乎板上钉钉的英国科学生涯，此刻已岌岌可危。

回到英格兰不足一年，华莱士又筹划起新的航程，将目光投向新加坡与马来群岛。他在伦敦科学界的表现超出预期——出版了关于棕榈树的专著，发表了关于猴类的论文，绘制的地图更让皇家地理学会为之倾倒。但科斯塔写道，“梦中无限的热带风情"再次"向他招手”，而物种演变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主题。

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绘制的亚洲鸟类草图。图片来源：詹姆斯·T·科斯塔提供在马来群岛考察期间，华莱士将物种与地理的实地观察相结合，记录物种分布模式，期望由此洞见物种形成的过程及其背后的驱动力。从婆罗洲北岸的砂拉越，他给伦敦的代理人寄出了首篇开创性论文，主张每个物种"都在时空上与先前存在的近缘物种同时出现"。华莱士描述的正是进化过程。达尔文对此文印象深刻——“我几乎认同每个字”，他告诉华莱士——或许还带着些许不安。二十年来，他通过在家中严谨研究现存与灭绝的藤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探索着相同的问题。

一片如今属于印度尼西亚的热带草原景象，让华莱士产生了第二个重大发现。在树木通常占据主导地位的热带地区，草原是如何形成的？他的地质学知识帮助他拼凑出了答案。正如科斯塔先生总结华莱士的思考：“广阔的草原是地质抬升引发的竞争动态的结果。当快速隆起的地势将曾经的浅海变为泥泞平原时，”草类率先抵达并占领这片区域，使树木无法扎根。华莱士意识到，正是同样的竞争动态推动着物种变化。一切生命都在为生存而斗争。

1858年，35岁的华莱士将他的见解整理成另一篇论文，直接寄给了达尔文。科斯塔写道，这篇论文“像炸弹一样”震撼了达尔文。但华莱士并非如达尔文所担心的那样寻求独占功劳。他最渴望的，是在最终返回英国时获得达尔文这样的杰出人士的“相识与帮助”。他在亚洲又待了三年，收集标本并完善他的想法。

科斯塔巧妙地处理了这位年轻社会主义者的矛盾：他利用帝国的基础设施为自己谋利。在巴西，当地商人、土著雇工和奴隶承担了大部分繁重工作，而在亚洲，他则受到欧洲准独裁奴隶主的庇护。科斯塔发现，每当他的主人涉及奴隶制时，华莱士的批评就会变得沉默。与此同时，他对经常招待他的土著人民的描述大多充满赞赏，细致地观察了他们的音乐、艺术、语言和仪式。

科斯塔认为，华莱士早年对乌托邦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崇拜，使他预先形成了"一种卢梭式的对所谓文明社会现状的不满"，这让他比大多数欧洲同代人更倾向于认同土著生活方式。科斯塔提出，同样的倾向也使华莱士在科学领域持反体制态度：为何一个人的观察就该比他人的更有价值？这种立场为他回到英国后招致了麻烦。

科斯塔写道，在南美和亚洲度过整整十二年后，华莱士"被伦敦科学界完全接纳并受到热情欢迎"。达尔文成为他的支持者和同事，华莱士也不遗余力地推广达尔文及其学说。但他对一些矛盾立场的接纳使这段关系变得紧张。华莱士自幼便拒绝传统基督教世界观及任何调和圣经与科学事实的尝试，却无法抗拒与灵界沟通的渴望。更甚者，他后来提出人类大脑这个器官过于非凡，不可能是自然选择塑造的结果，应属特例。这些观点对达尔文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科斯塔指出，招魂术在19世纪风靡一时，且华莱士与许多同代人一样，早年就因疾病失去了挚爱的兄弟姐妹。作者认为，华莱士对招魂术的接纳与其长期秉持的理念并不冲突。科斯塔主张，招魂术的伦理教义与他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是相契合的。

科斯塔先生曾造访过华莱士生活与工作中许多关键地点，他以熟稔的笔触描绘了从亚马逊支流"咖啡色漩涡"到"弥漫着无数亿发光生物集体光芒"的加勒比海等一切。对于初识华莱士的读者，他的传记提供了绝佳的入门指南；而对于那些自以为已了解华莱士的读者，这更是一幅启示性的肖像画。

史密斯女士是自由科学作家，著有《被盗的世界：爬行动物、走私者与诡计的故事》。

刊载于2023年4月15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