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快车》评论：脱轨的奢华——《华尔街日报》

中国省军部队追剿土匪并解救京沪快车乘客。图片来源：密苏里州历史学会在1923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露西·杜鲁门·奥尔德里奇发表了一篇关于她当年早些时候在中国经历的奇特遭遇。“在我余生中，“奥尔德里奇这样开始她的故事，“当我在谈话中’卡壳’时，有个绝妙的谈资可以救场：‘哦，我必须告诉你我被中国土匪绑架的那次经历。’”

1923年5月6日，作为美国金融家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弟媳，奥尔德里奇与300名乘客一同登上了北上的京沪快车（现北京）。这列于1922年底投入运营的豪华列车标志着中国跻身世界豪华铁路旅行之列，其设施可与欧美任何列车媲美。对于从上海出发的奥尔德里奇等头等舱乘客而言，列车承诺提供卧铺车厢的丝绸床单、餐桌上的银器与亚麻布，以及维多利亚风格的休息室。

当时中国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导致拥兵自重的军阀割据，乡间旅人常遭土匪路霸劫掠。京沪快车凭借其钢制车厢和规模可观的私人护卫队，为乘客提供了坚固车厢外那个混乱世界中的安全庇护。

“至少大家是这么认为的，”驻华律师詹姆斯·M·津曼在《京华快车：劫车匪徒震惊西方并撼动民国》一书中写道。5月6日凌晨，当奥尔德里奇和同行旅客熟睡时，由25岁的孙美瑶率领的一伙被遣散且未获军饷的士兵匪帮，在山东省临城南部的铁轨段卸下螺栓导致列车脱轨。孙率领的千人队伍蜂拥冲入车厢，洗劫财物并绑架了百余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多半只穿着睡衣，被迫在黑夜中徒步前行。

津曼在紧凑的叙事中穿插了人质与绑匪双方鲜活的细节和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当年轻匪徒押送奥尔德里奇穿越乡野时（她把传家珠宝藏在了拖鞋尖里），她立即厉声斥责他们。上海记者约翰·B·鲍威尔很快成为俘虏中的领袖人物，他与孙美瑶那群乌合之众谈判，试图理解他们铤而走险的动机。充满魅力又理想主义的孙美瑶因对软弱无能的北京政府和腐败的山东督军田中玉（田为掌控山东曾杀害孙的兄长）的愤懑而显得令人同情。

匪徒押着被俘乘客沿迂回路线向东穿越鲁南地区。他们在一处院落驻扎近一周后，继续向孙的根据地抱犊崮山区进发。“临城劫车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引发一系列外交交涉与谈判尝试。随着时间推移，孙美瑶明确提出要求：山东驻军撤离，并让他的部下重新加入正规军。

奥尔德里奇是那群在混乱跋涉中成功脱离队伍的俘虏之一。孙美瑶及其主要同谋刘破锣释放了其他俘虏，并传达了土匪们愿意和解的条件。北京政府拒绝了田中玉辞去省长职务的提议，这反而让他更加胆大妄为。田的武装部队继续追捕土匪团伙。多位外国调解人试图介入，包括美国"调停人"罗伊·安德森——他作为传教士之子在中国长大，十年前曾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军。双方都毫无让步之意，人质事件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

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留在抱犊崮山上的数十名人质逐渐适应了包含诸多生活便利的日常安排。这些便利得益于上海广告主管卡尔·克劳的协助，他自封为"美国援救团"团长，建立了一条土匪允许向俘虏运送物资的补给线。每天，工人们徒步往返24英里，运送生活必需品（食物、衣物、水）和小奢侈品（雪茄、书籍、相机）。克劳还设立了"匪巢邮政”，使人质与家人得以书信往来。

1923年5月22日，北京政府终于命令田中玉撤军，僵局打破出现转机。孙美瑶最终同意进行谈判，由罗伊·安德森担任中间人。谈判缓慢而艰难地推进，最终在37天的囚禁后，最后八名外国人质获释。

然而，与最终通过谈判在一个月后获释的中国被劫乘客相比，外籍人质数量较少。由于齐默尔曼先生所能获取的史料有限，《京华快车》主要聚焦于最著名的外国乘客，而中国人质则面目模糊。这一事件在中国影响深远，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直接导致北京政府倒台，并标志着中国在随后十年间彻底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无论是孙美瑶、郭其才，还是他们麾下绝大多数土匪，都没能活着见证这场劫车案的最终结局。虽然安德森谈判达成的协议承诺赦免所有参与者，但临城劫车案让中国在国际社会颜面尽失。当舆论焦点转移后，中国军方领导人实施了"军阀式正义"，处决了孙、郭二人以及数百名阻截豪华列车行程的底层士兵。

坎宁安女士是密歇根州安娜堡市的现代中国历史学者兼作家。

本文发表于2023年4月10日印刷版，原标题为《脱轨的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