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游记》书评：阿尔贝·加缪的海外之旅 - 《华尔街日报》

阿尔贝·加缪，1946年由塞西尔·比顿为《Vogue》拍摄。照片：塞西尔·比顿/康泰纳仕/Shutterstock1946年3月，32岁的阿尔贝·加缪从法国勒阿弗尔乘船前往美国。两周后抵达纽约时，他对所见景象既震惊又冷静：“初看之下，这是座丑陋非人的城市。但我知道人们会改变看法。”

这位二战期间主编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的作家（1913-1960）以法国官方代表团成员身份游历北美。三年后他又以同样身份造访南美。这些旅程的笔记于1978年首度以法语出版，十年后译成英文。如今这些文字以瑞恩·布鲁姆新译、爱丽丝·卡普兰编校的《美洲游记》再度面世。虽不及作者小说与随笔那般震撼，日记却为我们窥见这位广受推崇作家内心世界提供了私密视角。

卡普兰在前言中写道，这些访问"助力法国完成战后紧迫的文化使命：消除维希政权污名，在南北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推广法语文化，与英语的侵蚀抗衡"。埃德加·胡佛领导的FBI始终监视着加缪，其1942年小说《局外人》即将推出英文版。

“这些细节令我印象深刻，“一则早期纽约日记写道：“垃圾工戴着手套，交通秩序井然无需交警指挥，这个国家的人永远没有零钱，每个人都像刚从低成本电影片场走出来。“除常规游客体验——加缪从帝国大厦俯瞰全城——他还以妙语点评周遭：“财富泛滥的印象。一位美国人告诉我，通胀即将到来。”

由时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纽约主持活动期间，加缪与文学界名流交往甚密。此行的重要活动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题为《人类危机》的反法西斯演讲。《纽约客》记者A·J·利布林为杂志"城谈"栏目采访了加缪。圣克莱尔·麦凯尔维撰写的这篇报道（作为附录收录于本书）指出：“他常被称作存在主义者，如同其友让-保罗·萨特，但他本人予以否认……他认为人与宇宙的关系是荒诞的，因为人终有一死。但他也相信，承认这种关系才是成熟的标志。”

加缪偶尔会评价美国及其国民特性，但其日记未作深入社会学分析。事实上，他对整个旅行事业似乎有些矛盾心理。为期四个月的旅程开始数周后他写道：“我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心戛然而止。“忧郁情绪不时闪现。纽约暴雨倾盆时，他记录下"被遗弃的可怕感受”。当他离开纽约前往新泽西、费城、华盛顿、新英格兰和魁北克时，这种波动情绪始终延续。在返回法国的航程中，他开始思索衰老与死亡。

苏珊·桑塔格1963年评论加缪另一本笔记集时，将作家分为情人型与丈夫型。她写道：前者性情多变却令人振奋，后者理性缜密使人安心。桑塔格将加缪归为后者，但本书呈现的形象更似病患而非丈夫——他频繁遭受病痛折磨。这种特质在其南美日记中尤为明显，字里行间弥漫着对健康状况恶化的忧虑。

1949年7月，加缪抵达巴西时，已是《鼠疫》这部备受赞誉的作家，声名远超三年前。记者和摄影师们在里约热内卢迎接他。纽约井然有序的街道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里约混乱的交通系统却令他震惊。他目睹一名男子被公交车撞死后司机扬长而去：“后来我得知，人们会给他盖上一块白布，血渐渐浸透布面，周围点起蜡烛，车流继续绕行，直到当局前来重建现场。”

他会见了一个非裔巴西剧团的成员，该剧团后来排演了他的戏剧《卡利古拉》。剧团领袖阿布迪亚斯·多纳西门托带加缪去里约郊外观看马孔巴仪式。表演中，一名舞者要求他放下交叉的双臂。加缪解释道：“这种姿势会阻止神灵降临。我顺从地垂下手臂。渐渐地，歌曲间隔越来越短，舞蹈越来越狂热。“他对马孔巴的描述比在美国所见任何事物都更为细致。

在圣保罗州伊瓜佩的宗教节日上，他看见"不同年龄、种族、服色、阶级、残障者，全都混杂在摇曳多姿的人潮中，时而点缀着细长蜡烛，爆竹不断在人群上方炸响，偶尔还有飞机掠过这个亘古未变的世界”。

结束巴西的初步行程后，他前往阿根廷，住在文学杂志《南方》创始人维多利亚·奥坎波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家中。当圣地亚哥因地铁票价上涨爆发骚乱时，他正在智利首都。公交车被掀翻焚烧，原定在当地大学的演讲不得不改址举行。

尽管南美之旅仅历时两个月，却比之前的旅程精彩得多。但即便身处精神表达与民间动荡的包围中，加缪仍被健康问题所困扰。几乎每隔一篇日记都以流感或发烧开头，穿越国境时他始终焦虑不安、睡眠不足且厌倦尘世。加缪虽未在日记中明言，但后来证实他当时正遭受肺结核折磨。

当飞机在8月最后一天离开里约时，这位倡导荒诞哲学的哲人深感自身荒诞。“旅程终结于金属棺材中，夹在疯癫医生与外交官之间，飞向巴黎。”

舒尔先生是《华尔街日报》图书版编辑。

刊载于2023年4月8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