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退休后更放松些？——《华尔街日报》

我们的专栏作家们有着相同的身份——退休人士。但他们对于"完成事务"或放松有着不同的方式。插图：保罗·布洛退休的第一年往往是最困难的。但它也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年，为你未来数年的生活奠定基础——无论是财务上还是心理上。65岁的《华尔街日报》资深编辑斯蒂芬·克莱德·约德于去年9月与66岁的妻子凯伦·克莱德·约德一同退休。在这个名为退休新手的月度专栏中，约德夫妇将记录他们在第一年遇到的各种问题，对这个充满困惑的过渡期提供各自的视角。

凯伦

凯伦·克莱德·约德在我退休的头两年，我成功保持了处理事务与放松之间的良好平衡。

然后史蒂夫退休了。

在我们结束为期三个月的横穿美国自行车之旅回家后的第一个周一早晨，我听到楼下传来敲打声，车库门开了又关。几小时后史蒂夫出现时，我问他做了什么。

他的成果包括：清理了工作台、重新整理了储物箱、修好了自行车、归整了露营装备、清扫了车库，“我还给前院和行道树除了草”。

我皱起了眉头。嘿，我本该是家里那个高效能干的人。突然间，我在完成任务与享受退休生活间建立的舒适平衡被打破了。现在似乎不得不开始计较得失。

等等，为什么退休了还要被效率绑架？

史蒂夫打乱了我的退休节奏。我本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足够充实，从未感到懈怠。但当史蒂夫突然以不同步调进入退休状态时，这种失衡就出现了。

他无意间加剧了我始终未能摆脱的心态——我总强迫自己保持当年担任扫盲教授和教师教育系主任时的高产出状态。

我试过对新的时间邀约说"不"，渴望尝试存在而非做事的状态。即便如此，成就仍驱动着我。

从前史蒂夫工作时，我总在早晨勾完待办清单：付账单、跑杂事、填满冰箱。整个下午则随心所欲：缝纫、去州立监狱做义工、为朋友煮一锅咖喱。等他下班后，我们便骑车去海边共进晚餐。

没有计较，没有比较。

如今我们有了相同身份——退休者。每个早晨我都在想：下午的休闲时光是我应得的吗？今天史蒂夫比我更有产出吗？

意识到这种效率焦虑后，我们学会了放松的时机，并约定不再用待办清单互相较量。

在那个周一之后的几周，我病倒了，一直卧床休息。“好好休息就行，“史蒂夫在接近中午时端水到床边，并为我掖好被子说，“你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情。”

“不过，“他咧嘴一笑补充道，“让我告诉你我今天已经完成的所有事情。”

史蒂夫

斯蒂芬·克雷德·约德 在车库后面有个工作室的一个好处是，凯伦不常下来检查我是否在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尽管我敲敲打打忙个不停，但很多时间我都在偷懒，看YouTube上的自行车修理视频，翻阅目录，不必要地重新整理工具，或者坐着听NPR——感觉完全没有效率。

“你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个内心的声音责备我。

我们俩必须解决我们残留的强迫性工作伦理综合症。凯伦感到有竞争压力的事实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俩都应该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更多地放松，减少完成事情的强迫感。

这是一种其他人告诉我们他们也经历过的综合症，将退休后的自己与他们在职时设定的生产力标准相比较。

“我试图按照在工作中对我有效的目标和里程碑原则行事，“我们的朋友内森说，他是亚利桑那州一位退休的社会工作者，他说花了一年时间才克服了生产力冲动。

当一场严重的流感迫使他躺下休息，降低焦虑水平并重新评估生活时，他有了顿悟。“那是一个觉醒的时刻，“他说，“如果我没有赶上下一个截止日期，我也不会崩溃。“他保持活跃——烹饪、举重、成立了一个男性团体——“但没有那种紧迫感或狂热……我们退休了，可以放松了。”

我们最初是在自行车旅行中开始自我诊断这种“效率综合征”的。那时我们拥有全世界的时间，却仍不由自主地保持速度追赶里程。

骑行通常在每天前40英里充满乐趣，接下来20英里尚算挑战，之后便成了痛苦的跋涉。“最后那段实在不愉快，”在凤凰城东部的亚利桑那沙漠完成85英里骑行后我说，“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必须逼迫自己？”

我们都认同缩短每日里程会更愉悦，也计划增加短途骑行日。但行进2000英里到达佛罗里达狭长地带时，我们又以82英里收尾，其中一人不禁问：“我们为何还在这样？”

整个旅程我们始终未能真正慢下来——只能发誓下次改进——最终回到了那个多年来承载我们高效生活的家。

这让我们陷入新待办事项清单的竞赛，以及如何驯服效率偏执的思考。

或许该效仿我们退休的朋友保拉和马克在佛罗里达林地的安排：清晨趁暑热未至时共同完成明确的庄园工作——比如修剪橡树或在林间开辟小径。

共进午餐后，他们便随心所欲地独处，从不强求下午要有重大成果。“效率重要，但需要暂停，”马克引用苏斯博士的《国王的高跷》说道——当侍从归还被盗的高跷后，国王重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他们玩耍时尽情玩耍，工作时专注工作。”

约德一家住在旧金山，联系方式是[email protected]。

刊登于2023年4月10日印刷版，标题为《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退休后更放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