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养老的漫长之路 - 《华尔街日报》

插图：托马斯·富克斯历史学家阿曼达·福尔曼从过往中探寻当今世界的起源。阅读往期专栏请点击此处。

“当我六十四岁时，你还会需要我吗？还会供养我吗？”披头士乐队在1967年专辑《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中这样唱道。当时美国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64岁，平均预期寿命为67岁，这些问题尚属假设。半个多世纪后，这首歌有了不同意味——因为如今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还能允许64岁依靠国家养老金退休。

历史上，政府通常不愿涉足养老事务，但利己主义有时能实现慈善冲动未能达成之事。公元6年，对民间骚乱的确切担忧促使奥古斯都·凯撒建立了首个国家养老金体系“军事金库”，用以安置退伍军人。他专门设立了5%的遗产税来维持该体系，这一制度此后四百年间成为罗马帝国的稳定支柱。如果罗马官员当年能履行承诺，向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麾下的盟军支付军人养老金，或许就能避免410年罗马之劫的发生。

11世纪时，宋神宗邀请才华横溢但性情多变的南京知府王安石推行全面变法。王安石影响深远的“新法”包含国家赡养老弱群体的福利计划。部分主张被采纳，但养老方案却遭到保守派与激进派罕见的一致反对：前者认为国家养老侵蚀家庭责任，后者则担忧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王安石最终在1075年被迫致仕。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原本满足于得过且过，直到他们像奥古斯都那样意识到，一个民族国家需要一支国家军队来保卫。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监督建立了欧洲首个陆军和海军养老金制度。她还颁布了第一部《济贫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国家对公民的责任。然而，《济贫法》的问题在于它将国家层面的问题转移并滞留在了地方层面。

法国大革命期间，孔多塞侯爵在遭受恐怖统治迫害前，曾试图解决法国如何支付国家养老金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长期被忽视，直到南北战争迫使联邦政府正视此事。1861年仅惠及不到1万人的军人养老金制度，到1885年已膨胀为覆盖30多万人的庞然大物。到1894年，军人养老金占联邦预算的37%。其副作用是阻碍了国家和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当时为数不多为员工提供退休金的企业包括铁路公司和美国运通。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于1935年引入社会保障制度时，德国的国家养老金体系已运行近50年。但德国制度从70岁才开始发放，对大多数人来说为时已晚——这恰恰是设计初衷。正如简·奥斯汀在《理智与情感》中让达什伍德夫人抱怨的那样：“当有年金要支付时，人们总是出奇地长寿。“最后一位南北战争养老金领取者艾琳·特里普利特于2020年去世，她每月领取73.13美元以表彰其父亲在联邦军的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