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妻子》评论:带着秘密西行——《华尔街日报》
Anna Mundow
1862年达科他战争期间获释的美洲原住民俘虏。图片来源:阿拉米图片社苏珊娜·摩尔引人入胜的新作《失踪的妻子》开篇于1855年6月的罗德岛普罗维登斯,一位年轻女子正准备前往西部边疆。莎拉·巴茨(这个不幸的夫姓)听闻"西部有正经工作可做,不像廉价周刊上那些酒吧女郎的活计"。但她寻求的并非阶级跃升,而是逃离——“我手腕上缠着绷带,是丈夫用焊枪烫伤的”,莎拉讲述这场始于多年前的暴力,那时她母亲厌倦了同一个暴徒,“便把他打发到楼上找我”。出身贫寒且在"收容疯癫穷人的救济院"长大的莎拉早已历尽沧桑,但更多风暴正在逼近。似乎每个美国人都在西进,而整个国家正踉跄走向内战。
这听起来像传统年代剧的序幕,各色人物在历史浪潮中沉浮。《失踪的妻子》确实基于1862年苏族起义期间一位女性的真实经历,堪称惊心动魄却令人不安的冒险故事。但更深刻的是,它刻画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女性如何在战争与野蛮中经受勇气与良知的残酷考验。这与摩尔2012年小说《物件人生》形成回响——那部以1938年柏林为背景的作品,同样塑造了坚韧的女主角。读者或许还会联想到黛博拉·拉森描写18世纪宾州女性俘虏的佳作《白人》(2002),以及布莱恩·霍尔重构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的恢弘叙事《我本应与你相伴甚欢》(2003)。《失踪妻子》虽笔触私密,却让历史洪流与广袤大陆的脉动清晰可感。
“随着我们缓缓西行,语言变得多样起来,”莎拉在伊利运河上旅行时观察到,“枪支更多了。男人比女人多……我看见一个驳船工人光头上闪着红痕,听人说那是墨西哥战争中被阿帕奇人剥过头皮。还有另一件事——这里有印第安人。”(这段通过火车、驳船、汽艇和篷车队的逃亡之旅,带着记者快报般的即时性与摄影般的清晰。)金钱细节比比皆是:我们得知,前往芝加哥的驿站马车费用是篷车队的两倍。其他移民的饥饿、疾病与绝望历历在目。而草原向着莎拉的目的地明尼苏达领地不断延展,每一步都令她惊叹。“太久没吸收新事物,我不知该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她坦言,“不知该如何安放这汹涌的情绪。”
前几章简洁优雅的笔调同样让我们悬心,只能瞥见莎拉过往的片段——以及她娴熟的欺骗。“我决定叫莎拉·布朗,”她抵达明尼苏达州沙科皮镇时写道,“或者更准确说是布朗尼。那个‘e’让它与众不同。”当一位彬彬有礼的医生注意到她时(“我想,这会很简单”),她合法成为了莎拉·布林顿夫人——将重婚这个麻烦问题深藏心底。体面生活由此降临,还有两个心爱的孩子。但莎拉的保密习惯依然如故。“没人真正了解我,”她承认,“包括我丈夫……我的生活让我既天真又粗鄙。屈辱并未升华我的本性。”
她还有另一个名字:坦卡-维诺欣卡-瓦斯特(Tanka-Winohinca-Waste),在桑蒂人或东达科他人的语言中意为“善良的高大女子”——这些原住民后来成为她家庭中不可或缺又令人好奇的存在。“他们喜欢站在窗前,有时两三人叠在一起观察我们,”莎拉记录道,“用达科他语议论我们,有时还对着我们放声大笑。”他们常不请自来,要么讨要食物,“要么纯粹来陪我们”。莎拉雇用了三名桑蒂族女性帮佣后,很快就有八人成了常伴。她学习他们的语言,教导他们的孩子,细致研究他们的习俗,同时冷眼旁观那些所谓“文明”邻居的做派。“弗拉纳根太太声称从报纸上看到印第安人用狗舌头当抹布,”她讥诮道,“这让我很惊讶,毕竟我不知道她识字。”
随着摩尔女士放缓叙事节奏,故事暂归平静——莎拉享受着新获得的安全感,布林顿医生也显露出虽不完美但可敬的品格。但暗流正在涌动。1862年,一群勇士前来索要被劫掠的圣石,“他们在院子里策动颤抖的小马转圈,发出震天的战吼”。由于政府的欺诈背约,苏族人很快陷入饥荒。“五千名达科他人聚集在山谷乞求食物,”莎拉写道,“数百名骑手…在管理局后的野地里等待,他们瘦削的双腿紧贴着坐骑凸出的肋骨。”这位敏锐的观察者再次捕捉到关键细节:“政府每年给每人支付九美元,”她指出,“这与他们卖出的两千四百万英亩土地完全不成正比。”布林顿医生说得更残酷:“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屠杀他们。”当血腥冲突迫近时,摩尔女士让每一页文字都弥漫着恐慌与恐惧。
被迫带着孩子们逃亡的莎拉却无法真正逃脱。“我看到一团黑云向我们急速逼近,”她惊恐地记录道,“火星正坠落在草丛中。”苏族起义爆发了,残缺不全的尸体很快遍布田野。但得益于查斯卡——一个母亲曾为莎拉工作的年轻男子,她和孩子们未被杀害而是被俘。这部以零散印象和隐秘揭示挑动读者心弦的小说,突然将我们卷入漩涡。“三千达科他人和两百名俘虏在逃亡……形成一支五英里长、一英里宽的队伍”,当军队逼近时,一位苏族首领宣告:“我们即将赴死……所以让我们带着白人同归于尽。”
悲剧向莎拉和她的苏族保护者们逼近,随着危机临近,小说的节奏几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但即便在此刻,摩尔女士的笔触依然稳健。在一个紧张氛围的包围圈中,她又围绕莎拉与查斯卡构筑了另一重更紧密的联结,其羁绊之深或许超出了双方的意愿。“最令人不安的是所有事物的陌生感,”莎拉如此描述被俘状态,“那种感觉告诉我永远都会如此,而我很快就会忘记曾经的生活。忘记那个我曾伪装过的自己。”
更危险的是,她可能彻底丧失伪装的能力。例如当被要求解释对俘虏者的真实想法时,她的坦诚反而招致怀疑。“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不可能知道我这一生都在说谎,”莎拉如此评价审问者,“而这次我破天荒说了真话。第二个念头是我鄙视他们所有人。”就像达科他传说中那个迷失的妻子,她终将回归族人身边——尽管她已无法确定谁才是自己的族人。
蒙多女士是马萨诸塞州中部的一位作家。
刊登于2023年4月8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