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迷离时光》评论：从土耳其到西藏的迷幻之旅 - 《华尔街日报》

1974年，土耳其埃尔祖鲁姆以东的公路上，前往伊朗边境的旅行者。图片来源：Philip Game/Alamy青春时代的旅程将影响我们的一生——它们既是自我蜕变的印记，也是世界变迁的注脚。1978年春天，22岁的加拿大诗人马克·阿布利获得罗德奖学金在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期间，决定从牛津出发前往尼泊尔。他将以普通朋友身份陪同一位名叫克莱尔的研究生同行。他们沿着嬉皮之路前进，这条从西欧延伸至南亚的路线，源自赫尔曼·黑塞等作家影响的亚文化浪潮，黑塞曾称亚洲是"灵魂的故乡与青春"。从艾伦·金斯堡到披头士乐队，这些文化偶像激励了成千上万年轻人去体验印度文化。阿布利写道：“我们奢侈地享受着凝视这个繁忙星球、思考自身定位的时光，坚信工作机会终会唾手可得。“四十多年后回首往事，他感慨：“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我指的不是英国，而是——过去。”

这种时空交叠的视角赋予《迷惘的奇妙时光：嬉皮之路最后一年，从伊斯坦布尔到加德满都》独特的共鸣。虽然从埃里克·纽比到彼得·利维、威廉·达尔林普尔等作家都创作过精彩的亚洲行记，但阿布利的故事兼具即时性与反思性。旅行日记呈现出生动的细节场景，而时间距离让他洞悉了当年22岁的自己无法理解的荒诞。那个过去是光怪陆离的迷惘年代——但时间本身何尝不是诡谲难测？他途经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时见证的几乎一切，都已被战争、革命或自然灾害彻底改写。

年轻的艾布利先生在土耳其东南部旅行时，对当地库尔德分离主义者知之甚少，后来才了解到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1978年他对伊朗国王的惊鸿一瞥，既透过他当时的记忆棱镜，也折射在不到一年后爆发的革命中——那位统治者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神权伊斯兰国家。

艾布利的故事充满个人色彩却不沉溺自我，因为它承载着时代变迁的脉络：“善良能否在意识形态中幸存？宗教如何避免被扭曲成仇恨的工具？特权伴随着怎样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如果人类将自然世界摧毁殆尽，文化该如何延续——人们该如何生存？”

“你记的笔记可真多，“克莱尔在旅途初期对他说。习惯记录见闻的作家们错过的即时体验，往往能在日后部分重构。艾布利以幽默智慧做到了这点，其伊朗章节的开篇便可见一斑：“换乘四辆小巴后，我们终于抵达大不里士。”

他的文字比布鲁斯·查特文或帕特里克·利·弗莫尔等作家更显含蓄隽永。这并非加拿大式的礼貌，而是一个成熟男性的谦逊——时而用流行文化双关语调侃（“自由不过是衣服越穿越少的代名词”），时而借伟大诗篇隐喻，当他们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追忆往昔，见证当下，遥想未来”。而未来往往不尽如人意。对国王专制统治的沉思引向波斯波利斯废墟上的皇家晚宴描写，据说"安妮公主曾感叹’我再也不吃孔雀肉了’"。

倘若历史是一部近乎无休止的暴力记录，艾布利先生却避开了煽情手法，常以留白传递事件的残酷。在伊朗古城巴姆，他与克莱尔"顶着午后烈日漫步老城…对这座城的起源、建筑和废弃缘由一无所知。我们更不知道1794年洛特夫·阿里汗在克尔曼长期围城后，在此被阿迦·穆罕默德汗的士兵俘虏。他遭受的 grotesque 酷刑…罢了，何必赘述？有些暴行极端到复述都失去意义。“当克莱尔和艾布利遇到名叫拉伊斯的伊朗学生时，过往恐怖与巴列维王朝下的偏执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能告诉我，‘他问道，‘那本叫《1984》的书吗？听说写的就是伊朗。’”

旅行者们搭乘满是走私者的列车进入巴基斯坦，从烤面包机、洗衣皂到整箱烈酒应有尽有。阿富汗爆发的马克思主义政变（随后苏联即将入侵）迫使艾布利取消部分原定路线。气温攀升间，他与克莱尔愈发感受到贫困与人潮：“男人男孩横七竖八躺在人行道的临时床铺上，更多人蜷缩在无床可睡的路面纹丝不动。“进入印度后，无处不在的窥视令人窒息——克莱尔持续遭遇男性骚扰与猥亵。这位加拿大青年首次直面全球性的厌女症问题，在无力感中反思西方人"发现世界"的狂妄自大，正是他人的苦难滋养了这种傲慢。“太多渴求神性的陆路旅行者涌入印度，致使灵性供给一度严重短缺。“他记述佛教在其发源地的式微（让位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对其缓慢复兴报以深刻反讽：1974年印度试爆首颗原子弹时，英迪拉·甘地"从拉贾斯坦沙漠收到加密捷报’佛陀已微笑’。“旅程尾声，这对年轻旅人甚至与甘地夫人有过短暂交谈——六年后她将死于锡克教保镖的枪下。

这是一段幻灭的旅程，但艾布利先生希望，并非所有的理想都会在此过程中丧失。“许多旅行者都渴望改变世界，”他写道。“我们迟早会发现，是这个世界在改变我们。”

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艾布利先生的好奇心与同理心并未在旅途中消逝。

梅森先生是一位居住在塔斯马尼亚的美国作家。他的新书名为《化身与变形：文学能改变我们吗？》。

刊载于2023年4月1日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