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下的村庄》书评：法西斯主义进村时——《华尔街日报》

奥伯斯多夫的霍厄斯利希特疗养院曾收留犹太儿童，之后这些孩子被偷运到瑞士。图片来源：Pegasus Books德国最南端的村庄奥伯斯多夫坐落在希梅尔施罗芬山下的阿尔卑斯草甸上。1933年3月4日晚，当地纳粹党在希梅尔施罗芬山上点燃了巨大的火焰卐字。次日的多党选举将成为德国直到1946年之前的最后一次选举。《第三帝国的一个村庄》由朱莉娅·博伊德根据该镇官方历史改编，展示了一个清醒、传统的巴伐利亚村庄如何以及为何将命运与法西斯主义捆绑在一起。

德国法律要求每个城镇都要书写自己的历史。安吉莉卡·帕特尔是撰写1918-1952年奥伯斯多夫历史的当地人，她在伦敦的一次聚会上遇到了《第三帝国的旅行者》的作者博伊德女士。帕特尔女士将她的研究提供给了博伊德女士。其结果是一部引人注目的道德剧，一部微型史诗，人物刻画细腻，细节扣人心弦，其残酷的平凡性令人震惊。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导致了经济崩溃和政治混乱。1920年，当希特勒在附近的慕尼黑创建他的政党时，奥伯斯多夫解散了民兵组织。博伊德写道，当慕尼黑在街头斗争和前卫艺术上进行实验时，“虔诚的天主教”奥伯斯多夫成为了一个“繁荣的度假胜地”，一个“美丽与和平的避风港”，狩猎小屋和滑雪吸引了政客、贵族、实业家和“来自北方的上层新教徒”。

奥伯斯多夫登山俱乐部从未欢迎过犹太人，但当反犹海报和涂鸦出现时，当地《乡村与旅游新闻》却声称这些是"外来者"所为。1924年希特勒因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入狱那年，这个小镇新建了足球场、溜冰场和中学。比起每年夏季都来度假的纽伯格法官、总带着钢琴前来的林格尔曼大师等犹太游客，该报更担忧"穿长裤的厚颜女性"。无论奥伯斯多夫人如何看待犹太人，他们清楚反犹主义"有损生意"。

到1927年，外来者已成内部人士。纳粹早期成员卡尔·魏因莱因——一名邮差兼退伍军人——为山间空气来到此地。他招募了几位战友，包括创建冲锋队分队的烟囱清扫工威廉·迪特里希，以及向希特勒出售庸俗阿尔卑斯风景画的画家鲁道夫·谢勒。但魏因莱因抱怨村民只认钱。市长宣称只要付钱，不在乎客人是"基督徒、黑人还是犹太人"。

华尔街崩盘与经济大萧条摧毁了德国本就脆弱的经济。1930年9月，当奥伯斯多夫在赫希酒馆举办首场纳粹演讲时，全国大选已使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在这个小镇，他们更是大获全胜。某些村民或许在赫希酒馆那个"浮士德之夜"沦陷了——演讲将德国战败与屈辱归咎于法国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另一些人则视希特勒为解决经济混乱的答案、民族复兴的化身。而对多数奥伯斯多夫人而言，1930年不过是世界最长缆车"内贝尔霍恩线"开通的年份。

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前海关官员恩斯特·策特勒来到奥伯斯多夫，对当地市政机构进行纳粹化改造。音乐协会在1933年夏季音乐会节目单中清除了犹太元素。各社会团体理事会解散后由原班人马重组，但开始排斥犹太人，并以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结束会议。主张包容的旅游局长赫尔曼·沙尔哈默被控贪污遭解职。慕尼黑北部的达豪集中营正式启用。

同样做过烟囱工的镇长路德维希·芬克在特劳贝酒店讲授"犹太人问题"课程。犹太牙医尤利乌斯·勒温为自己、妻儿取得了美国签证，而奥伯斯多夫的孩子们加入了纳粹青年团。博伊德女士写道，孩子们不再"打扫牛棚"，转而开始无监管的露营活动，在森林里的新异教圆形剧场高喊"我们生来就要为德国赴死"。

试图阻止纳粹思想进入校园的校长贝斯勒博士，遭到一名纳粹高官女儿的校园霸凌。有个少年向鲁普神父保证：“即使作为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我仍会做个好基督徒。“芬克镇长在教堂尖塔安装了发光卐字标志。失明少年特奥多尔·魏森贝格被带走毒杀，而镇长患癫痫的儿子活了下来。除了将犹太儿童偷渡到瑞士的荷兰女子，村民们都深陷道德泥潭。

《纽伦堡法案》影响"微乎其微”，当希特勒战事顺利时无人抱怨。战争前22个月奥伯斯多夫仅6名士兵阵亡。但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后的17个月里，死亡人数激增至91人。灾难浪潮迅速席卷：达豪分营、希特勒青年团训练基地、疏散的梅塞施密特工厂在周边涌现。随着盟军轰炸的避难者涌入，酒店改为军医院，村民开始抱怨。强制劳工随处可见，食物日益短缺。一位军医悄悄为"非真正纳粹"的患者去除SS纹身——这些人现在声称自己"是被迫穿上党卫军制服”。

博伊德女士报告称，村议会如今零散的会议记录中"只字未提"撤离人员、军医院、达豪集中营分营、强制劳动或死者。战争结束时，奥伯斯多夫的公民良知已成为"空壳"，后果似乎"要么与他们无关，要么超出他们掌控"。正如奥伯斯多夫曾出于物质利益转向纳粹，该镇姗姗来迟的"反纳粹抵抗运动"也寻求有序投降，他们关押纳粹官员并劝阻法国坦克炮轰村庄。

奥伯斯多夫居民几乎肯定知道东欧的暴行。博伊德写道，他们表现出极少的"集体负罪感"证据，却充满自怜情绪。就像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975)中的卡特派村民或罗纳德·布莱斯《阿肯菲尔德》(1969)中的萨福克居民，奥伯斯多夫的林务员、神父、农民、修女、店主和市政官员既被历史力量推动，也在其中主动作为。他们既非外国占领下的合作者，也非清一色的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他们的纳粹主义源于机会主义、怯懦、从众心理、狭隘和逐利动机的灰色地带。

1945年后，奥伯斯多夫与纳粹虽小却累积成灾的共谋关系成为"最无人愿谈之事"。芬克市长回归了扫烟囱的老本行。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皇家历史学会会员。

刊载于2023年4月1日印刷版。